關于楊開慧是如何認識毛澤東的，史料上無確切記載。

　　毛楊見面的時間應為1914年春。其見面的情況，根據許多人的回憶，各種說法大致差不多，即楊開慧先看了毛澤東寫的文章后才見面的。

　　1914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楊開慧正在房中看書，忽聽見父親在外面屋子里連聲叫好。

　　楊開慧趕緊放下書，從內房輕輕走了出來，只見父親手里拿著一本學生的筆記，坐在那兒，邊看邊贊不絕口。她輕輕走到父親身邊，驚訝地問：

　　“爸爸，這是誰寫的呀？”

　　楊昌濟合上筆記本，遞給女兒說：“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楊開慧接過筆記本一看，只見上面題著“講堂錄”3個大字，下面署名：毛澤東。

　　于是，她坐在父親身旁，打開《講堂錄》。誰知她一看就被里面的內容吸引住了。這本《講堂錄》是一些聽課筆記和讀書筆記，共1萬多字。筆記所及，有外國的人和事，如拿破侖、愷撒、福澤渝吉、牛頓、富蘭克林等，但大部分是中國的歷史人物和歷史典籍記載的人物，從殷周的伊尹、周公、孫武、孔子、孟軻，秦漢的張良、司馬遷、嚴光，唐宋的李白、杜甫、范仲淹、朱熹、程顥、程頤、張載、周敦頤、鄭樵等，到明清的王船山、侯朝宗、魏禧等共百余人；涉及的古文典籍有先秦哲學、楚辭、漢賦、史記、漢書、唐宋古文、宋明理學及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學家的言論和著作。

　　楊開慧仔細閱讀《講堂錄》，她看著這厚厚的筆記，文字謄寫工整，對人對事的看法十分深刻，既欽佩毛澤東的學習態度，又被他深刻的思想所吸引。看完這本日記，楊開慧便對毛澤東產生了一種敬佩之情，心里暗暗希望能見到他。

　　一個星期天，朝霧還沒有散盡，太陽剛剛露出頭，毛澤東同蔡和森、陳昌、羅學瓚、張昆弟等幾位好友一起來到了板倉楊寓。他們是應楊昌濟之約，前來楊家一起討論有關讀書和哲學問題的。

　　眾人一到，楊昌濟滿面笑容地將他們迎進客房。開慧正在房內看書，聽到說笑聲，也從里面出來。這時客廳里熱熱鬧鬧的。她看見其中有一位一米八多的青年，格外顯眼：他身材高大，蓄著稍長的頭發，穿著洗舊了的灰布長衫，十分樸實大方。楊昌濟見楊開慧進來，馬上向學生們介紹：“哦，這是小女開慧，正在家里自修。”

　　然后，他又向楊開慧逐個介紹青年們的名字。這時，開慧才知道這位高個子青年正是毛澤東。毛澤東、蔡和森、陳昌、張昆弟都熱情地與楊開慧打招呼。毛澤東說：

　　“開慧同學，聽楊老師講，你在家發憤自修，已經讀了很多書了。”

　　楊開慧人雖小，卻在父親的學生們面前一點也不拘束，她調皮地回答說：“‘閉門求學，其學無用’呀！”

　　“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正是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一怔，馬上問道：“你怎么也知道我說過這句話？”

　　“我看過你的《講堂錄》呢！”楊開慧笑著回答說。

　　大家一見楊開慧用毛澤東的話回答他，頓時都笑了起來。這時楊昌濟對大家說：“讓開慧也參加你們的討論吧，學點見識！”

　　“歡迎，歡迎，我們正好沒有女同學呢！”陳昌說。

　　他話音未落，突然門“吱呀”一聲開了。“怎么沒有女同學？還有我們兩個哩！”

　　原來，是在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向俊賢、陶毅也來到了楊家。

　　向俊賢出生于湘西溆浦一個富商之家。她自幼聰明好學，排行老九，幾個兄長曾留學日本，大哥向仙鉞是湘西同盟會負責人，向俊賢自幼受其兄的影響，追求新知識。1912年秋，從常德女子速成師范學校轉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

　　陶毅，字斯詠，湘潭人，也是富家出身，家里很有錢，此時也在第一女子師范讀書，她與向俊賢既是同學又是好友。向俊賢和陶毅都是楊昌濟的學生，并且經常來楊家。1914年5月13日楊昌濟曾在自己的《達化齋日記》中記載了自己19歲的女學生向俊賢：

　　昨至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見本班二年生向俊賢之日記頗有抱負……可謂是教育界中之人才。

　　開慧見她們來了，連忙上前：“俊賢姐，斯詠姐，你們來啦！”

　　“我們也是趕來參加討論的。”向俊賢說，因為昨日楊先生已告訴了她們今日毛澤東他們來家討論的事情。

　　大家圍坐在楊昌濟身旁。

　　這是一群豪情洋溢、奮發有為的青年學生，他們滿懷改造社會的雄心壯志，急切地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大家放眼世界，縱情暢談，從治學的方法，談到做人的道理，從國家的興亡，談到自己的理想。

　　楊開慧坐在凳子上，兩手撐住下巴，靜靜地聽著他們的發言，生怕漏掉了一句話，一個字。她聽著大家的討論，仿佛步入了一個嶄新的、從未見識過的世界里。

　　大家發言暢談之后，楊昌濟開始給大家講《達化齋讀書錄》。這時，楊開慧才悄悄離開客房，協助媽媽向振熙為大家準備中飯。青年們暢談了一整天。

　　傍晚，毛澤東、蔡和森和向俊賢他們走后，楊開慧立即打開筆記本，興奮地記下這一天的心得。

　　以后，毛澤東和好友蔡和森、陳昌、張昆弟等，經常到楊昌濟家聚會。

　　不久，他們的聚會又吸引了一個老秀才。此人名叫何叔衡，號瞻岵，寧鄉人，1902年考中秀才，但“感時局之洶洶，人情之憤憤”，拒不到縣衙門任職，寧愿在鄉下種地、教書。辛亥革命爆發時，他熱烈響應。革命失敗后，他又毅然辭掉在云山高等小學堂的教職，赴省會長沙尋找新的出路。1913年春，37歲的他和毛澤東同時考入四師，后又一起并入一師，與毛澤東成為摯友，都是楊昌濟的門生。

　　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楊家暢談治學之道，縱論天下大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一談就是一整天。他們的座談和聚會，吸引著楊開慧，也吸引著楊開智和柳直荀。此時，楊開智和柳直荀已考入了長郡中學，兩人成為同班同學。他們都主動參加這些聚會。

　　楊家充滿著青春的活力，也使楊開慧的自修學習發生了新的變化。

學生要驅逐校長，毛澤東差點被開除

　　不久，毛澤東又做了一件叫楊開慧敬佩不已的“大事情”。

　　1915年上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第一師范宣布了省議會頒發的一項新規定：從本年秋季起，師范學校學生每人繳納10元學雜費。

　　本來，師范學校是免費的。突然之間要10元學雜費，這對大多數窮學生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學生們議論紛紛，群起反對。

　　第一師范的校長名叫張干，字次崙。他在學校禮堂里掛著“大總統”袁世凱的“訓令”，學生在禮堂集合時，總要求學生背讀“訓令”。學生對此十分反感。此外，張干還官氣十足，到校上下班都要坐著三人抬的大轎，學生的舉動稍不順他的心，動輒要遭訓斥，甚至掛牌除名。師范學校收學雜費令一出，有人即傳出說這個規定就是張干為討好當局而向政府建議的。本來，原四師的部分同學因合校后要多讀半年書，對張干早就有不滿情緒，于是，一場反對校長的學潮發生了。

　　九班學生首先組織全校宣布罷課。其他同學四處散發傳單，揭露張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類的事實。毛澤東也在驅張的學生之列。但是，他一看傳單，認為這沒有擊中要害，對同學們說：“我們不是反對張干當家長，而是反對他當校長，要把他從校長的寶座上拉下來。”

　　“那，如何把他拉下來呢？”有的同學問。

　　毛澤東說：“揭發他對上阿諛奉承，對下專橫跋扈，辦學無方，貽誤青年的事實。”

　　大家認為毛澤東的驅張主張有道理，紛紛贊同。接著，毛澤東在第一師范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份《驅張宣言》，經與罷課發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守在印刷局連夜印刷，清晨帶回學校，廣為散發。

　　這時省教育司已派督學來校調處，要學生復課。學生不同意，紛紛遞上紙條：

“張干一日不出校，我們一日不上課。”

　　督學沒法，只好答復說：“這個學期快完了，你們還是上課，下學期張干不來了。”

　　然而，校長張干看到《驅張宣言》，又聽到督學對學生們的答復，生怕自己真的失去校長寶座，惱羞成怒，要查辦為首“鬧事”的學生。一個學生告密，說傳單是毛澤東寫的。張干也從筆力雄渾的文風中，斷定是毛澤東寫的，于是馬上掛牌開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17名學生。

　　楊昌濟、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員對學生的正義行動十分同情。消息傳出，學生群情激憤，楊昌濟、徐特立等也為此憤憤不平。為此，他們發起和召集全校教職員工會議，抗議張干開除學生的決定。后學監王季范和袁仲謙等教員也反對，在巨大的壓力前，張干不得不收回成命。開除毛澤東等人沒有成為事實。

　　毛澤東起草氣勢磅礴的《驅張宣言》，給無理開除學生的校長張干迎頭一棒。楊開慧知道后拍手叫好。

　　張干收回成命后，不久，楊昌濟辭去了一師的教職，去湖南高等師范學校任教。

　　但是，他和毛澤東等一師學生的親密聯系并沒有因此中斷。這年7月5日，楊昌濟舉家遷往河西岳麓山下。為了方便毛澤東等人前往他家學習和討論，他還在家里專門辟了一間客房。每當這些學生來后，親密的談話一聊就是幾個小時，吃飯時坐下來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隨便，不分彼此，親如一家。

“要是毛澤東能到北京來，該有多好！”

　　這時，楊昌濟在全國教育界很有影響，尤其是在倫理學研究上知名度很高。他一邊教課，一邊主持創辦湖南大學。辛亥革命前，他和好友章士釗就曾醞釀過創辦湖南大學。歸國后不久，在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余歸國后對教育之所感》中，又提出創辦湖南大學的設想。1916年底，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學籌辦處”，由楊昌濟主持其事。

　　然而，由于經費困難，湖南大學的籌建工作一波三折。1917年，章士釗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館長，兼邏輯學高級講師；他向校長蔡元培推薦楊昌濟到北大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同意，函邀楊昌濟前往北大執教。此時，楊昌濟早對軍閥張敬堯在湖南的倒行逆施不滿，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接到蔡元培的邀請后，便欣然應聘。1918年6月初，他舉家遷往北京。

　　臨行前，毛澤東、蔡和森、蕭子昇、羅學瓚、張昆弟、陳昌、已改名為向警予的向俊賢、陶毅、蔡暢等人前來送行。楊開慧看見他們，心里依依不舍，悵然若失地說：“我們到了北京，只怕難得見面。”

　　說罷，她望著即將分別的毛澤東，那雙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期待著什么。

　　但是，眾目睽睽，毛澤東沒有說什么。

　　上車時，楊開慧又說：“我真想留在長沙，和你們在一起。”

　　向警予說：“到了北京后你可要多來信，報告好消息啊。”

　　楊開慧若有所指地回答：“你們要記得我！”

　　“你也要多寫信和我們聯系呀！”這時毛澤東會意地回答，“我們會想著你的。”

　　到達北京以后，楊昌濟住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號。

　　在北大，楊昌濟負責講授兩門學科，一門是“倫理學”，這是本科的必修課；一門是“倫理學史”，這是選修課。他講授倫理學用的教材是德國人鮑爾生寫的《倫理學之根本問題》。這本書是他自己從日文翻譯過來，并由北京大學出版部正式出版。他講的《倫理學史》，則主要是用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吉田靜致的《西洋倫理學史講義》。在長沙期間，他把這本講義譯成中文，當作高師學生的教材，但是沒有翻譯完。此書1919年北大出版時稍有添補。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經再版。胡適在再版的《跋》中，對該書作了很高的評價。

　　豆腐池胡同在鼓樓后面，9號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楊昌濟在門上仍掛著一塊銅牌“板倉楊”。

　　來到北京后，楊開智轉入北京匯文學校就讀。楊開慧仍然在家。

　　這時楊開慧已經17歲了。母親向氏為她做了一件杏花綢的薄棉衣，一件漂亮的淺灰色綢料夾衣，楊開慧不穿，給了嫂嫂李一純。媽媽想給她打幾件首飾，她也不要，笑說母親是“俗人之舉”。

　　在北京，楊開慧沒有改變以往在長沙時的習慣，她不講吃，不講穿，不追求個人享受，仍然穿著粗衣布裙，梳著普通的蝴蝶頭。她無意于京城的繁華、古建筑的美好，卻非常關心時局的發展。

　　時代在向前發展。這時的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思潮的會聚地點。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常到這里講學，宣傳革命道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革命刊物到處都是。

建黨偉業中的楊開慧與毛澤東

　　楊開慧認真閱讀這些刊物，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新知識，吸收各種新思想。

　　但是，在北京的日子里，她又總是覺得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常常懷念起在長沙的那些難忘歲月。究竟缺少了什么呢？她開始還不甚明白。后來，她才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家里缺少過去那種生氣勃勃的討論會，北京缺乏長沙那些談得來的朋友，在學習上，也沒有像毛澤東這樣的兄長做老師。于是，在家里，她更加拼命地看書學習，以求擺脫孤寂無朋的落寞。

　　然而，每當她碰到新問題，百思而不解的時候，便又禁不住想起毛澤東深入淺出地為她剖析疑難的情景，突然之間，楊開慧有一種感覺：那是多么幸福的時刻！毛澤東鏗鏘有力的談吐、和藹可親的面容、高瞻遠矚的議論，猶在她的眼前耳邊，立即，她又精神一振。

　　有時，讀書感到疲勞了，她合上書本，用手支撐著下頜，不禁在想：“要是毛澤東能到北京來，該有多好！”

北海橋頭的初戀

　　楊開慧全家一走，1918年6月，毛澤東也在湖南一師畢業，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

　　從一師畢業后，毛澤東面臨著新的生活道路的選擇。

　　不久，他就接到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的來信。信中，楊昌濟告訴毛澤東說，北京正在籌組留法勤工儉學，這是一條很好的發展之路。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蔡元培、吳玉章和李石曾等人倡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曾在中國招募了十五六萬華工去作戰爭勤務，由于華工們吃苦耐勞，后來法國又繼續來中國招募工人。居留法國的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立即創辦勤工儉學會，以“勤以工作，儉以求學”為號召，倡導國內青年利用此機會在法一面工作一面求學；并且，蔡、李還聯絡法國文科大學教授歐樂、眾議院議員穆岱等組織了一個華法教育會，由蔡元培任會長，吳玉章為會計，李石曾任書記，在華工中開展教育工作。1917年，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回國后，又在北京設立了總會，宣傳勤工儉學的主張，并在東城方家胡同創辦留法預備學校，由法國鐸爾先生教授法文，專門組織國內有志青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

　　楊昌濟來到北京大學任教后，從蔡元培處得知華法教育會召集留法勤工儉學活動消息，馬上將此事寫信告訴了遠在湖南的毛澤東。

　　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十分振奮。這時湖南政局亂極，走馬燈式的軍閥更迭，教育被摧殘殆盡，幾至無學可求。在這種情況下，新民學會向外發展，才有出路。新民學會成立時就已討論過出國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又一次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6月下旬的一天，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蔡和森、蕭子暲、蕭子昇、何叔衡、李維漢、陳贊周、周世釗等人，在第一師范附屬小學陳贊周、蕭子昇處，集中討論“會友向外發展”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留法勤工儉學十分必要，應盡快進行，并決定蔡和森、蕭子昇“專負進行之責”，先行前往北京。

　　臨行前不久，蔡和森對母親葛健豪和妹妹蔡暢說：“我此次計劃留京4年，每年回長沙一次，以與各界聯絡。”

　　葛健豪和蔡暢也十分支持他的北京之行，并且對留法勤工儉學暗暗心動。

　　蔡和森和蕭子昇到達北京后，寄住在豆腐池胡同9號楊昌濟家里。

　　經過楊昌濟的介紹，蔡和森和蕭子昇專門拜訪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還見到了李石曾。

　　在拜訪中，蔡和森向蔡元培、李石曾等詳細談了湖南青年要求赴法勤工儉學的愿望，表示迫切希望得到華法教育會的支持。蔡元培也把自己計劃“網羅海內人才”的想法告訴蔡和森，鼓勵他多做聯絡進步青年的工作。在此之后，蔡和森還會見了李大釗、章士釗等人，并就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同楊昌濟作了多次的研究。

　　然而，此時的華法教育會，對如何組織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沒有具體的措施和安排，蔡和森感到有許多復雜的問題，如最重要的是赴法經費、出國護照和補習法文等問題，亟待解決。因此，蔡和森想著請毛澤東長駐北京，一面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之事，一面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對國內問題進行自由研究。而他自己則打算到法國去，集中精力了解國外的革命形勢，進行革命理論的探討，并扎扎實實學習幾年。楊昌濟支持他的想法，并要他催促毛澤東早日來京。于是，蔡和森在北京多次給毛澤東寫信，及時轉告自己的活動情況，以及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然后，他在信中催促說：“嚴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弟以一面辦報一面入學為言，師甚然之。”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同羅章龍、張昆弟、蕭子昇、羅學瓚、陳贊周、李維漢等25名青年一起，其中包括曾與蔡和森在省高師文史專修科的同學鄧中夏，由長沙啟程前往北京。但是，車行至河南郾城時，正遇沙河漲水，鐵路被沖斷，火車無法通行，在郾城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許昌。

　　結果，直到19日，毛澤東一行才抵達北京。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

　　大隊人馬來到北京后，毛澤東住在楊昌濟家中，其他會員則散居在湖南一些縣設在北京的會館里。

　　對于毛澤東的到來，楊開慧有一種莫名的感覺。雖說分別只有3個月，仿佛幾年似的，現在同毛澤東在一起了，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但又不知從何說起，一時竟然默默無語。結果，還是毛澤東先開口：

　　“你最近自學如何呀？《新青年》看了沒有？”

　　“每期都讀了，里面好多文章好極了，我幾乎能背下來。”

　　“我寫了好幾封信給你，收到了嗎？”

　　“收到了。你的信寫得真好，我當文章讀呢。媽媽還要了你的信去看哩。”

　　“他們對我們通信有什么意見？”

　　“爸媽說你人品好，才學高，有志氣，踏實果敢，要我多向你學點。”楊開慧頑皮地笑著。

　　“真的？”

　　楊開慧羞怯地點點頭。

　　毛澤東住在楊家，他與開慧的感情交流日益增多。嚴肅的楊昌濟終于發現了自己的掌上明珠與得意弟子之間的感情，他沒有為難他們，他珍愛女兒，也喜歡這位激進、睿智、不修邊幅而又抱負非凡的學生。毛澤東與自己女兒日益接近，對此，楊昌濟采取了默許的態度，在這一期間，三人時常在客廳中一起座談。

　　“潤之，小女向我推薦了你的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一天，楊昌濟稍頓一頓，瞥了女兒一眼說。

　　楊開慧臉色微紅，垂下眼簾擺弄衣襟。毛澤東謙遜地笑道：“那是去年寫的，是受先生野蠻體魂思想的影響而作的。”

　　楊昌濟又說：“其中，‘非動其主觀促其對于體育之自覺不可’，講得好。促使國家富強的活力蘊藏在每個社會成員身上，只有激勵個人的主動性才能迸發出來。”

　　“是呀，個人是社會的一分子，個人強健，社會才有希望。”

　　“嗯，‘夫命中致遠，外部之事，結果之事也，體力充實，內部之事，原因之事也。’從《心之力》發展到這一段論斷，這是你個人研究經歷的成果。”

　　然而楊昌濟說罷，略一沉吟，又換一種疑問的口氣：“不過，你說‘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這里的意思……開慧，你是怎么看的呢？”

　　原來楊先生發現在他與毛澤東談話時平時一貫喜歡插言的楊開慧一直坐在旁邊沉默，此舉意在也引發楊開慧加入討論之列。楊開慧沉默了片刻，然后說道：“人家用槍炮來了，你不用槍炮對付又怎么辦？體不堅實，見兵而畏之……我看這個有道理。”

　　毛澤東聽到此話，悄悄地望一眼楊開慧，他感覺楊開慧的心與他是相通的。接著，他說道：“這篇文章之所以有些幼稚，就是國人除了強體之外，還得有強健的頭腦才行，否則還是難免受到列強欺壓。”

　　“是的，社會必須徹底改造。”楊昌濟贊同地點點頭。

　　住在楊家的日子里，毛澤東與楊開慧建立了戀愛關系。兩人經常漫步在北海橋頭，欣賞著古都風光，體驗著初戀的甜蜜。

　　但是，由于每天來往奔波，學習和商量工作都很不方便，不久，毛澤東和蔡和森、蕭子昇等8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這是一個破舊的小院，8個人聚居一間很小的房子里，睡在大炕上，同蓋著一條大棉被。生活雖然很清苦，但毛澤東仍然感到生趣盎然。他后來回憶說：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鮮艷而又生動的，這對我是一個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合住在一間小屋子里。當我們大家都擠在炕上睡覺時，擠得幾乎透不過氣。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里和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花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后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一天早飯過后，楊開慧來到了毛澤東他們的住地，她看到毛澤東、蔡和森、蕭子昇、羅學瓚等8人住一間小房，擠在一個炕上，笑嘻嘻地說：

　　“8個人擠在一起，切磋琢磨，抵足而眠，多熱鬧。”

　　毛澤東笑道：“這叫做‘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連翻身都要事先打招呼！”

　　蔡和森：“霞仔是來看潤之的吧。”

　　楊開慧：“我是來看大家的，爸爸問你們在北京有什么困難，盡管說，不要客氣。”

　　蔡和森詭秘地一笑說：“我們的困難，潤之一概全知，讓他出去告訴你吧。”

　　毛澤東會心地笑了。他帶著開慧，走出了小屋，漫步林蔭道上。

楊、毛通信，稱呼“潤”、“霞”

　　毛澤東等人到京后，湖南先后到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達四五十人，是全國來人最多的省，并且蕭子昇還做了李石曾的秘書。由于華法教育會準備工作沒有作好，一時還不能赴法，一部分人出現急躁情緒。毛澤東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復說明充分準備的必要性，一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頻繁奔走于有關方面。在楊昌濟的協助下，蔡元培同意為湖南先辦一預備班，共60人。預備班在方家胡同開了隆重的成立大會，由蔡元培主持，楊昌濟講了話，一批湖南名流也應邀參加。

　　會后，并在報紙上發表了消息。

　　湖南的留法勤工儉學活動，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其他各省的青年，也陸續來到北京。

　　不久，華法教育會把預備班分設3處。一處在北京大學，一處在保定育德中學，一處在河北蠡縣布里村。其中，蕭子暲、蕭子昇、陳贊周、羅學瓚在北京，蔡和森在布里村，張昆弟、李維漢等人在保定。預備班一面學習法文，一面進工廠實習，學習操作機器等，為赴法勤工儉學作準備。

　　此時，毛澤東留在北京。同行來京的羅章龍已考進了北大預科，楊昌濟本來希望毛澤東也去報考北大。但是，教育部有一個規定，中等師范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毛澤東只好暫時擱下了這一想法。進不了北京大學，生活費用也沒有來源，毛澤東很想找個職業。最后，經過楊昌濟的聯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寫了一個條子，交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在圖書館。

　　10月間，毛澤東被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還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報紙。

　　這時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因為可以閱讀各種新出書刊，毛澤東對這個工作相當滿意。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薈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各種思想、學術在這里爭奇斗艷，新文化運動漸漸進入高潮。在這里，毛澤東不僅讀到了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而且參加了北京大學新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他還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他在湖南一師時就常讀他們的文章，這時也不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他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并且，他還結識了陳獨秀，并受到他的很大影響。

　　由于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的言論和行為給毛澤東以最直接、最深刻的影響。此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學說開始受到關注，李大釗是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他《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并且閱讀了他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并且，毛澤東還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等一些后來頗為著名的人物。

　　在北大期間，毛澤東和羅章龍、鄧中夏經常在一起。由于和毛澤東談戀愛，楊開慧也經常去北大，與他們常在一起交談、討論問題。

　　毛澤東一邊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一邊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之事。

　　為了幫助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籌措旅費，楊昌濟又協助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找到旅京湖南人士熊希齡、范源濂，說服他們將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糧、鹽兩稅超額余款的利息提了出來，作為旅法的開支費用。楊昌濟對留法勤工儉學的熱情贊助，使湖南留學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會輿論的普遍贊揚。不久，新民學會的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成員即將啟程法國。

　　然而，正在這時，楊昌濟卻病倒了。他多年胃病發作，全身浮腫，最后不得不搬到了西山臥佛寺療養，全家也轉搬到此，楊開慧和母親一起侍候在病榻前。

　　楊昌濟生病后，毛澤東等人常來探望。

　　一天下午，毛澤東來臥佛寺看望過楊昌濟，楊開慧送他出來，她知道蕭子昇等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馬上要從上海啟程了，關心地問道：“你真的不到法國去嗎？”

　　毛澤東點點頭：“是的。”

　　“你為赴法勤工儉學作了這么多的工作，為什么自己又不去呢？”

　　對此，毛澤東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說：“現在國是危難，要有人到外國去，學習新東西，研究外國有用的學問，拿回來以改造社會和中國；但是全出去也不行，還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的問題。”

　　“所以，你就留在國家？”

　　“是的。”毛澤東頓了頓，接著又說：“我原以為對中國很了解，現在北大這一段時間，反覺得自己對中國了解得太少，留在國內，可以花更多的時間，作些切實的研究，對國內問題作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楊開慧被毛澤東這種胸懷全局、心憂天下的感情深深感動了：“你覺得留在國內更好，我也支持你！”

　　山坡山嶺上披著絢麗的晚霞，夕陽下，高大的毛澤東和嬌小的楊開慧，一高一矮地走著，娓娓而談。最后，毛澤東告訴她：“我馬上要回湖南去了。”

　　楊開慧說：“你還是忘不了你那個湖南啊！”

　　毛澤東笑著說：“希望你也快些回到湖南去呀。”

　　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就要啟程出洋，毛澤東打算去上海送行；并且，入春以來，他的母親文氏病情日益加重，他準備從上海送完蕭子昇他們后再回湖南。

　　“我也向往湖南，只是父親的病……”楊開慧說。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告別楊家，離開北京前去上海，送別了蕭子昇等湖南赴法青年后，他又拜訪了被北洋政府逼到上海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4月6日，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住進了修業小學。

　　此時，他的同班同學、新民學會的會員周世釗在修業小學任教。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每周上6節課。

　　毛澤東與楊開慧分別時，兩人曾約好以后互相通信，交流思想。毛澤東回到了湖南后就馬上給楊開慧寫了信，楊開慧回信。這時楊開慧寫給毛澤東的信，稱呼就是一個字：“潤”。毛澤東的回信，稱呼也是一個字：“霞”。

“忽然一天一個炸彈跌在我的頭上”

　　人生的道路多有曲折，人們的戀愛也多有波折。

　　楊開慧在與毛澤東的戀愛過程中，也出現過波折。

　　在楊開慧的《自傳》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

　　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戀愛生活，忽然一天一個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這一聲幾乎毀了！但這是初聽這一聲時的感覺。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愛他，檢(簡)直有不顧一切的神氣；他也愛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終究沒有背叛我，他沒有和她發生更深的關系，反而因此他的心蓋，我的心蓋，都被揭開了……

　　事情是這樣的：1919年秋，新民學會在周南女校召開年會，吸收了一批女教員、女同學參加學會。

　　周南女校是湖南早期一所很有名的女子學校，坐落在長沙城北泰安里。1904年夏，曾同楊昌濟一起留日的周家純學成歸國，在長沙望麓園寧鄉速成師范任教，學生有徐特立、謝覺哉等。

　　周家純是個教育救國論者，又是一個極有思想的人，回到長沙后他并不滿足于在寧鄉速成師范教書，決定興辦女學以解放長年來被束縛在家的婦女。

　　1905年春，周家純在自家的蛻園的一角，招集30個女生，辦起女學，并取《詩經·國風·周南》之義，正名為周南女學堂。1908年，省政府準定名為周南女子師范，于是該校名氣大振，學生由39人增加到380人。辛亥革命后，周家純改名為朱劍凡，以全部身心投入周南女子師范的興辦和教學之中。

　　1913年，黃興深為朱劍凡毀家興女學精神所感動，特捐銀千兩，以表贊助。與此同時，朱劍凡兼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的校長、長沙市小學校董事會會長。在朱劍凡的苦心經營下，周南女校在全省女學中很有名氣。

　　然而10月份，湖南督軍湯薌銘來湘后，與竊國大盜袁世凱同聲呵氣，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迫害進步勢力，師生偶談國事者即遭誣陷和殺害，因此人們稱他為“湯屠戶”。朱劍凡不愿與湯薌銘同流合污，1914年冬，憤而辭去省立第一女師校長之職。

　　正在省立一女師讀書的向俊賢，聽到朱校長辭職的消息后，異常驚駭。她一向欽佩朱校長，曾經目擊一女師在朱校長的領導下生氣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現在朱校長辭職，她與好友陶毅等同學一商議，立即離開省立一女師，轉學到朱劍凡創辦的周南女校。此外，她還特意將自己的名字由俊賢改為“警予”，以表示對封建復辟勢力的警惕與反抗。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與蔡暢結下了最深厚的友誼，向警予、陶毅和蔡暢被稱為“周南三杰”。畢業后，向警予回家鄉溆浦辦學，但她經常與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聯系。她有事來長沙時，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監的陶毅處。1918年9月，蔡暢去信邀向警予來長沙組織女子留法勤工儉學，向警予欣然答應，旋即離開溆浦來到了長沙。不久，她與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學會，成為該會最早一批女會員。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勞君展等也相繼入會。

　　在新民學會的活動中，毛澤東英姿煥發的風采和辦事細心果斷的氣質，為一批女教員所欽佩。其中，同為湘潭的同鄉，陶毅更是對他傾慕不已。

　　陶毅，1896年出生，曾是周南女校的高才生，畢業后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進，主張教育救國，并且家境富有，又是在新民學會的活動中，她十分傾慕毛澤東，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澤東，并且開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們之間產生了愛慕之情。

　　毛陶相愛之事讓楊開慧知道后，她很是傷心了一番。

　　其實，在與毛澤東的戀愛過程中，楊開慧也時常遇到朋友的追求。她年輕漂亮，又是楊昌濟教授惟一的女兒，在楊昌濟的門生中，很多北大學生如霍春等都喜歡她，并且追求過她。然而，當他們提出要與開慧約會時，都被婉言謝絕。因為楊開慧早已心有所屬。

　　毛澤東與陶毅雖然同為湘潭人，并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卻十分懸殊。陶家是湘潭一帶有名的富戶，陶毅與毛澤東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強烈反對。結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對，毛澤東和陶毅初萌的愛慕關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沒有持續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陶毅是主要投資人之一；同年10月毛澤東建議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陶毅是附議人之一。毛澤東發起驅張運動，也多次與陶毅、易禮容等通信。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學生聯合會主席彭璜曾熱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絕。陶毅終生未嫁，后來去了上海，在那里從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僅35歲。這是后話。

　　毛陶相戀一度使癡心的楊開慧悶悶不樂很長時間，在情感上受打擊很大。

　　楊昌濟夫婦只生有一兒一女，素來看得很重。開始時楊昌濟對女兒與毛澤東的交往是贊同的，但經過這次毛陶相戀之事，他開始有所顧慮，并且因毛澤東比開慧大七八歲而專門與她談過一次話。但是，事后楊開慧向母親表白：“我是為母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

　　母親明了女兒的心跡，贊同了楊開慧的選擇。

　　毛陶分手后，毛澤東與楊開慧和好如初，并且更加親密了。楊昌濟見開慧與毛澤東的戀愛關系越來越深，也最終打消了顧慮。

　　于是，楊開慧與毛澤東的親事，在楊家內部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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