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年僅16歲的大清末代遜帝溥儀，在一些清室王公大臣以及溥儀親生父親載灃的熱心鼓動下，決意要操辦自己的人生大事皇帝大婚了。于是，經過一番初步“海選”，一批待選皇妃的年輕姑娘照片，被送到了清室內務府等候皇命中選。最終經過16歲的溥儀親自挑選確定，17歲的郭布羅·婉容被選為皇后，14歲的額爾德特·文繡被選為皇妃。

額爾德特·文繡和溥儀

　　1922年11月30日，14歲的額爾德特·文繡先于皇后婉容一天，被溥儀以隆重的婚禮娶進皇宮，并被命名為淑妃。文繡在皇宮養心殿第一次晉見溥儀，恭行三拜九叩之后，溥儀竟冷冷地開口說：“下去歇息吧！”

　　據相關史料記載，溥儀對于皇帝大婚之類的人生大喜之事似乎不夠感興趣。新婚之夜，溥儀竟未曾住進額爾德特·文繡的新房，即使是在第二天迎娶進皇后婉容，溥儀也沒有進入皇后的新房，而是單身一個人獨寢在養心殿。

　　額爾德特·文繡被迎娶進入皇宮做了皇妃之后，她的悲哀人生也就是開始了。據說，額爾德特·文繡既不能享皇妃之樂，還要遭受皇后婉容的冷眼、嫉妒和欺侮。皇后婉容自以為容貌比文繡美麗，常以正宮傲氣向溥儀張狂、撒嬌，爭寵奪愛，處處要壓過文繡。

　　皇后婉容一向主張一夫一妻制，反對皇上納妾娶妃子，因而總是時時刻刻藐視作為淑妃的額爾德特·文繡。于是，被嫁入皇宮的額爾德特·文繡只能一人獨居長春宮，愁眉伴孤燈，就連吃飯都是一個人。

　　婚后不久，來有幸得到溥儀賞臉，特意給額爾德特·文繡聘請一位女教師凌若雯，專門教授額爾德特·文繡英語。文繡學習很用心，進步極快，思想也隨之開放，開始酷愛文學，竟把靜心讀書當成樂趣，文學書籍成了她身居冷宮的親密伙伴。然而，文繡以讀書求上進的日子也很短暫。

額爾德特·文繡和溥儀

　　1924年11月5日，被嫁入皇宮做皇妃還不到兩年時間的額爾德特·文繡，突遇了馮玉祥的“逼宮事件”。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帶領警察總監張壁，奉馮玉祥之命進入皇宮，強令溥儀與后妃及宮內人等立即全部遷出皇宮外，去到醇王府居住。

　　經過多次交涉，得鹿鐘麟的寬容下，在溥儀離宮后特許他從宮中帶走大內藏銀——歷代元寶6333斤，運至鹽業銀行兌換成袁大頭銀圓，做為溥儀一家人的生活開銷。婉容和文繡等人的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被允許全部帶出宮外。在運送這些物件時，宮中人特將眾多的金銀珠寶、乾隆瓷器、名貴書畫與手卷以及舉世無雙的古玩佳品等，乘機夾藏衣柜中帶出宮外，暫存于醇王府里。

　　溥儀一家人離開皇宮，已經標志著皇帝、皇后、皇妃的尊號，都自然廢止了，如平民百姓。溥儀要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慮，文繡也想以“平等”的身份，憑藉自己的學識，為丈夫溥儀出謀獻策，改變寄人籬下的窘境。

　　1924年11月30日，奉系軍閥張作霖率兵進京趕走了馮玉祥，溥儀一家人又得以自由行動了。恰在此時，前清翰林大學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鄭孝胥暗地里向溥儀獻策：“欲復辟清帝王業，必定要借助日本為外援。”溥儀聽了，似懂非懂，但對鄭孝胥等前清遺老的建議還是聽得進去的。

　　額爾德特·文繡知道此事后，內心深感不安，于是她打破女子不參政的傳統習慣，力勸溥儀說：“日本人殘暴無比，日俄戰爭時就屠殺中國人無數，絕對不能聽信鄭孝胥的一片鬼話，引狼入室，否則后果將極其悲慘。”

　　然而，雖然對政治不甚了解、但對復辟清室卻十分癡迷的溥儀，根本聽不進額爾德特·文繡的諍言勸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鄭孝胥的一手策劃下，偷偷地進入了北京的日本駐華公使館。溥儀的家人慌張恐懼至極，額爾德特·文繡認為溥儀被壞人劫持“失蹤”了。 　　

　　幾天之后，溥儀派人送信要婉容和文繡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館與他團聚。為了知道溥儀是否一切安好，文繡匆忙來到了日本公使館。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將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層樓房收拾干凈，讓溥儀同家人及隨行人員居住。文繡和婉容則由日本公使夫人芳澤幸子親自殷勤款待。

　　此時的日本已經開始實施了扶植溥儀當偽滿洲國皇帝、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日本政府通過日本駐華公使向溥儀做出許諾，承擔保護溥儀一行的安全責任，于是溥儀便在日本駐華公使館里組成了以鄭孝胥、羅振玉、商衍瀛等親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積極謀劃借助日本的外力，實現復辟，重登帝位的夢想。 　　

　　1925年2月24日，溥儀一家人及親信們，在羅振玉和芳澤謙吉的合謀下，離開北京的日本公使館，遷移到天津日租界宮島街張園住下，后來又搬遷到日租界協昌里的靜園居住。不論怎樣更換住所，溥儀總是聽從鄭孝胥的鬼主意，同日本駐天津的領事，或日本駐華軍隊的司令官們頻繁接觸，幻想依仗日本勢力，復興清朝王業。 　

　　面對處于危險邊緣的溥儀，額爾德特·文繡屢次向溥儀提出建言日本不可信，鄭孝胥之流的鬼話也不可聽。對此，溥儀不僅不聽文繡的良言相勸，反而由此厭惡起文繡來了，經常以冷眼回之。

　　此時的溥儀，幾乎天天都與皇后婉容在一起，上街時也只帶著婉容一個人，就連日常進餐，也不同文繡一桌同吃。接待賓客，溥儀只要婉容陪伴，逢年過節所施的賞賜，也沒有文繡的份兒，可見溥儀已是鐵了心要將文繡晾在一邊了。

　　額爾德特·文繡還不時因婉容尋機起事，遭受無理的謾罵和羞辱。太監或某些婢女見到文繡在溥儀面前失寵，也時不時給予岐視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繡經常在以淚洗面中過日子，天津的靜園皇室家庭顯然已經是容不下文繡了。

 　 1931年8月25日，額爾德特·文繡得到溥儀特例允準，由胞妹文珊陪伴，在太監趙長慶的監護下，乘坐溥儀的汽車去天津市區游逛一圈。 文繡乘車離開靜園后，即令司機將汽車開往天津民國飯店，下車后就住進了37號房間，隨即并拿出一封早已寫好的信件要太監趙長慶轉交給溥儀，并轉告說：“文繡要向法院控告皇上，決定同他離婚。”　

　　趙太監回到靜園如實稟報后，溥儀當即慌神了，急忙命下人趕去民國飯店，一定要把文繡追回來。然而，文繡與文珊早已離開了民國飯店，轉移到別人家里。接下來，通過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動，額爾德特·文繡聘請了張紹曾、張士駿、李洪岳三位律師，并向法院提出訴狀：“控告溥儀虐待文繡，使其不堪忍受。溥儀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決意離婚，索要個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贍養費50萬元。” 　　

　　對于文繡的控告，溥儀極端恐懼，認為這太有傷大清皇室的臉面，也大失“皇上”的身份了。此時距離“九·一八”事變爆發尚不足一個月的時間，正值溥儀與日本人密切勾結企圖完成復辟王業的關鍵時刻，京津兩地的各類報紙，紛紛登載文繡要同溥儀打官司、鬧離婚的報道，并多稱之為“皇妃革命”，而且支持文繡者極多，大家奔走宣告，終使溥儀處于極端尷尬的境地。

　　溥儀無奈之下，也聘請了林棨、林廷琛兩位律師，全權代理他同文繡的調解工作。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師事務所里，有文繡出席及其三位律師在場，溥儀與文繡雙雙同意，并簽訂了有三項內容的離婚協議書：一是離婚后溥儀付給文繡生活費5.5萬元；二是允許文繡帶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三是文繡回北平母親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損溥儀聲譽的事情。 此協議共四份，溥儀與他的律師各執有一份協議，文繡與她的律師也各執有一份。 　　

　　額爾德特·文繡與末代皇帝溥儀離婚，可算是“捅破了天”的天下奇事，愛新覺羅家族統治中國300多年來，從未有過皇后或皇妃敢于提出離婚挑戰，文繡是第一個提出離婚者，又是惟一取得成功者。溥儀為了維護“臉面”，竟在同文繡簽訂離婚協議的第二天，下了一道“諭旨”：“廢淑妃文繡為庶人。”

　　1931年11月10日，溥儀便在鄭孝胥和鄭垂父子的陪送下，外加日本特務工藤忠為之武裝保鏢，從天津乘汽車匆忙偷渡白河，去到大沽口外，再登上日本的“淡路丸”號商船，奔往日本占領下的東北營口港，最終投向日本帝國主義的羽翼下，充當傀儡皇帝去了。所幸的是額爾德特·文繡先前一步脫離了苦海，沒有與溥儀一同墜入罪惡的深淵。
　　
　　額爾德特·文繡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向皇帝提出離婚的女人，與其本人的開放進步的思想、追求自由解放的性格、較高的文化素質和當時外來新思潮新文化的影響沖擊是密不可分的。所以，額爾德特·文繡與末代皇帝溥儀離婚事件，在當時絕不僅僅是一件與清末皇室有關的離婚軼聞趣事，也跟歐洲古國里那些與人私奔的女人們風流韻事牛馬不相及，而是在當時反映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趨勢。遺憾的是，由于戰亂頻仍，當時的人們尚顧不及輿論上的某些引導。

　　額爾德特·文繡與末代皇溥儀離婚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在中國女界似乎也有某些足夠的諷刺意義。當下，中國社會的離婚率跟市場物價指數一樣持續增高不下，其中由女性提出的離婚率又高居榜首。然而，如今的大多數提出離婚的中國女性確實少有了額爾德特·文繡那樣的風格，金錢、權勢、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愛情、幸福和婚姻則成了她們眼中的附屬物。于是乎，在今天毋庸說有無象文繡那樣主動提出跟皇帝離婚的女人，就是跟部長、省長、縣長、鄉長和董事長、總經理之類男人主動離婚的女人也極其罕見了，哪怕是那些當了這個長那個長的男人們早已移情別戀，甚至有了小三、小四之類的年輕女人，也極少有提出主動離婚的。 這與當年額爾德特·文繡與末代皇溥儀離婚的事件相比，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我不知道，也說不清楚。
 
　　不過，我也知道，時下敢于向鄉長之類的底層官員提出離婚的女人恐怕也難以找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