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讀書時的周恩來
周恩來和張若名的友誼是在天津南開學校開始的。
張若名,與鄧穎超同為第10級學員。她家境好,人特別聰明,性情剛烈,心高氣盛,在校期間的成績據說是從沒得過第二,人又長得漂亮!
1919年“五四”運動中,她與郭隆真、鄧穎超等發起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9月,她與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人創建革命團體——《覺悟社》。1920年初,抵制日貨活動中,周恩來做總指揮,和郭隆真、張若名、于方舟帶領數千名民眾到直隸省公署請愿。4人當場被捕,張若名與周恩來一同坐牢。
周恩來和張若名惺惺相惜,才氣本身都是不同凡響,相貌又是難得人中龍鳳。
鄧穎超后來對侄女周秉德說:“那時覺悟社的人都說,如果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和張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1955年,周恩來對這段霧水情緣,毫不掩飾。在晚輩好奇的追問下,當著鄧穎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說:“開始兩人的確不錯。”鄧穎超在旁邊望著早年的戀人,永遠看不夠的丈夫,堂堂的共和國總理,任其表白,笑不啟齒。
周恩來、郭隆真、張若名出獄后,覺悟社考慮到被捕社員的安全,一致主張他們4人赴法求學。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乘法國輪船波爾多號離上海赴法。這一年周恩來22歲。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共產黨旅法小組》(后發展為《旅歐支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
1921年,周恩來先在巴黎郊區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不久,轉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城-BLOIS繼續學習法語,晚上常常通宵達旦地給天津《益世報》撰寫旅歐通訊。
此時周恩來正熱戀著如花似月、整日笑語盈盈的張若名。
剛到法國時,郭隆真和張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廠一面做工,一面學習。郭隆真比張若名大8歲,總像大姐似地照顧張若名。
1922年,她倆一起加入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少共組織內,張若名化名“一蜂”。
張若名能夠順暢閱讀、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組織的共產主義研究會中,常常由她主講。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又把講稿整理成文章,寫下了學習心得和宣傳提綱,如《帝國主義淺說》《剩余價值》《階級斗爭》等在法國《赤光》雜志上發表。
同時,她還經常為中國國內的《晨報》《婦女日報》等報刊撰寫法國通信。
另外,也因她的法語口語比較流暢,又是女子,身份隱蔽,在組織內還擔負一項特別任務,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聯絡。
初戀總是特別美好的!1922年應是周恩來與張若名感情最融洽的一年。
不過,周恩來有周恩來憚懼的人,這個人就是蔡和森——毛澤東最早的引路人,周恩來兄長級的良師益友!蔡和森是湖南人,曾與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最早提出暴力革命主張,思想和行動極為左傾和激進。
蔡和森絕對是個怪杰,一到法國,就不想進工廠也不肯隨班學法文,除開會外整日抱著法華新字典找僻靜處看書。
他囚首垢面高談馬克思主義,開口閉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把所譯的錯誤百出的《國家與革命》逐段傳給別人看。他看到周恩來工作緩慢了,學習松懈了,立即脾氣上來,向周恩來發出警告:“你不該沉湎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雙眼應該一直盯在受壓迫、被剝削的工人身上。”
胸有大志的周恩來,被這老兄的“當頭一棒”猛然喝醒,深悔沉湎其中,幾不可自拔,他沒忘記要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張若名因組織活動,受到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查詢問,險些被當局驅逐出境。1924年,周恩來也不再擔任少共書記,新任書記作風專橫跋扈,剛烈正直的張若名對此極為憤慨和不滿。
關于這段歷史周恩來評論說:
“張若名因為出身問題,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參加政治活動,遭到法國警察幾次跟蹤盤問。她感到委屈和不滿,決定退出黨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
“我是認定馬克思主義不變的,我的終生伴侶,必須是志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于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說清楚,開始與鄧穎超通信,還向她求婚。”
1923年春天,周恩來和鄧穎超確定了愛情關系。
張若名搬進了距離里昂大學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公寓,這里的租金相對便宜,又供應伙食。
她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樣,在這個“保護圈”公寓住了將近3年。幾乎沒和一個中國人見面,幾乎沒說一句中國話!這種“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擺脫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蹤。
1927年10月,張若名以3門專科合格的優秀成績,順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學校門,在這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張若名同楊堃同在一所大學,同在攻讀文科博士學位,關系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這一晃就是6年。1930年春天一個夜晚,天已經黑了,張若名仍在宿舍里埋頭讀書。
突然,她聽到樓下有一個微弱而清晰的聲音在喊:“張若名,張若名!”她下樓去看見一個男青年,穿著一套筆挺的白色西裝,頭戴白色“法國盔”。那人順手摘下黑墨鏡,張若名大吃一驚,這不是周恩來嗎?
周恩來小聲說他的行動十分秘密,二人悄悄離開中法大學,向附近的村鎮走了一段路,然后進了一家小咖啡館。
周恩來告訴她,自己去莫斯科參加會議,途經里昂、馬賽從海路回中國途中專程來見她的。并告訴她已于1925年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小超向若名姐問好。
周恩來最后他深情地對張若名說:“這次分手,不知什么時候能再相見,也許個人犧牲了,看不到革命勝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張若名望著這位自己唯一欽佩、愛慕的戀人,聽了這些話,淚眼迷朦、不能自己!
人面桃花,不是當年了!
25年后周恩來向侄女解釋自己的感情:“你知道世上男人與女人的關系,除了戀人,還有友情,不能當妻子,卻能繼續成為朋友嘛!?就說張若名,我們在天津是一塊坐過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棄對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敵人一邊,出賣我們。我們還可以是朋友嘛。”
1930年春,楊堃與家中的妻子離婚。楊堃的坦誠和衷情深深打動了張若名,她終于決定與楊堃結婚。
蜜月度假返回里昂后,張若名便專心投入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最后的寫作。
張若名以優異成績取得了文科博士學位。當時與她先后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女學生約有40余人,而能夠獲取博士學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為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
1931年元旦剛過,楊堃張若名夫婦便回到了古都北平。
1948年春,受到了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的邀請,楊堃、張若名舉家南遷,搬進了云南大學條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樓,擔任中文系的教授,講授文藝理論和世界文學史。
昆明解放后,張若名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開始,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5年春,對于楊堃和張若名夫婦來說,顯得格外溫馨暖人。他們與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儉學的戰友,今日的國家總理周恩來、外長陳毅有過一次愉快的會面。
談話持續了5個小時,此后大家又一同共進午餐。
這是周恩來張若名的最后一次見面。
回到北京后,鄧穎超問了許多張若名的情形,周恩來一一詳答,兩人對若名的命運不勝欹噓。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開反右批判會,要她承認諸多罪名。張若名倍感羞辱,當得知下午批判還要繼續“加溫”時,她選擇了投水自盡。
當時楊堃正在北京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議,會沒開完,就接到云南大學拍來的一份電報,說張若名病重,速趕回。當楊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見到的只有張若名的骨灰盒。
一對相濡以沫28載的夫妻就這樣生離死別了。
當周恩來了解到張若名的屈死時,他憤怒了。
在周恩來鄧穎超的過問下,中共云大黨委才對張若名的錯誤批判進行了甄別,向家屬賠禮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楊堃挨斗、挨打,幾乎喪生。家被抄4次,直到1978年,經胡耀邦親自批準,楊堃才調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室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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