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國傳教士將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腳作為傳統中國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這些批評家更認為開展女子教育、反對女子纏足，是作為中華民族走向強盛的第一步。雖然這種論調不過是“紅顏禍水”論的另一種變體，但女性問題確實是晚清開始重塑中國社會的一部分。以秋瑾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開啟了女子探索社會、尋求獨立的大門。從這扇大門走出，民國女子們得以進入前所未有的精彩世界。
圖為秋瑾在日本的提刀照、男裝照
秋瑾：吾謂革命，男女平權事也
1907年7月15日破曉，紹興城翳云蔽天，陰風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軒亭口，秋瑾以謀反罪被斬首。紅顏喋血，以身殉國，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會革命的大背景下，猶如疾風中的白露，在社會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風潮。說到底，一個女子被斬首這個事實，才真正激發了人們的義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更添悲壯。她的死，成為革命正當性的思想來源和激進女性們參與革命綿延不斷的動力源泉。
秋瑾離家、求學、尋求暴力革命，最終革命失敗被殺的命運，就正是她個人性格的推槳在時代風雷中激蕩的結果。她心懷壯志，膽氣過人，寫下“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的豪言壯語；亦有肅殺的悲劇情懷，所以有“昨夜風風雨雨秋，秋霜秋露盡含愁”這樣悲涼的詩句。秋瑾所生長的江南，一直擁有優秀的閨秀群體，而秋瑾正是她們中的一員，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學和傳統教育。然而在女性沒有法律人格和獨立的社會身份的時代，教育反促她覺醒，最終發展為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日漸擴散的暴力氛圍，個人建功立業的野心，讓秋瑾選擇了暴力革命。
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圍了大通學堂。嚴刑拷問，毫無結果，秋瑾兩日后被處決。女性，鮮血，這些在任何時代均是傳奇的基因，秋瑾的死激起極大民憤，輿論認為清廷剛剛宣布預備立憲，即在沒有口供的情況下殺死學界女性，沒有依法辦案。而處決的浙江巡撫和紹興知府所到之處皆受到民眾抵制。而執行判決的山陰縣令李鐘岳曾多方維護不得，聽命行刑后備受良心的拷問。三個月后，飽受內心折磨的李鐘岳第三次自殺成功，自縊身亡。秋瑾死時年僅31歲。她的生前好友吳芝瑛和徐自華，不顧自身安危，費勁周折，將秋瑾葬于西湖，旁有蘇小小墓、鄭節婦墓。“美人，節婦，俠女，三墳鼎足。”
1907年1月，就在秋瑾死難前半年，她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報》。秋瑾集總務、印刷、發行、編輯、撰稿于一身。這份只出了兩期的報紙志向非凡，在發刊詞里，秋瑾比喻《中國女報》為“脫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盞神燈”。秋瑾最后的幾天，是在傷感中掙扎過去的。“秋風秋雨愁煞人”這也許是她壯志未酬一生的縮影，無意中為我們提供了被革命話語過濾后的豐富人性。
行動前汪精衛勸說陳璧君認真考慮后果，她直言不諱：“我不是為刺殺攝政王來的，我是因為愛你才來的。萬一我們兩人都能活下來，我愿意把一切都獻給你，做你的妻子。”生離死別之際，汪精衛已沒有繼續拒絕的勇氣。然而，暗殺計劃卻頻繁出現漏洞，最終流產，陳璧君去日本購買炸藥的時候，傳來汪精衛被捕的消息。陳璧君很快買通獄卒，給汪精衛送了一籃雞蛋，蛋里藏著她的書信。她告訴汪精衛：“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墻阻擋無法見面，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厚厚的高墻。你我兩人從現在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衛的血書——“諾”。為了這個夢寐以求的“諾”字，陳璧君冒死堅守北京等候汪精衛。她一向善于突發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覺救出汪精衛。
1911年武昌起義后，清廷宣布開放黨禁，并于11月6日釋放汪精衛。此時汪精衛的觀念已發生轉變，開始意識到暴力革命的癥結所在，這個曾經異常激進的青年，開始以溫和的態度看待當局。以“和”為準地轉向，影響了汪精衛的一生。出獄后，汪精衛與陳璧君重逢，決定兌現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二人回到汪廣州家中，正式舉行婚禮，女儐相為何香凝。對于曾有婚約的劉文貞，汪精衛則寄出一筆生活費，以期彌補良心的不安。二人婚后情意漸篤。這兩個新派的年輕人，卻仍用舊式的方法表達彼此的愛意，他們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嬌》：“飄搖一葉，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誰道長江千里直，盡入襟頭舒卷。暮靄初收，月華新浴，風定微波剪。惕然攜手，云帆與意俱遠……”
汪兆銘立志革命成功后不當官員、不當議員，因此旋與陳璧君赴法留學。1917年，汪精衛禁不住孫中山再三邀請，啟程回國。他被迫開始面對撲朔迷離的人生，如果他繼續留在法國，過不食人間煙火的田園詩人生活；或者接受蔡元培的聘書，到北京大學任教，做“中國今日之菲希特（德國哲學家）”，或許，他和這個國家的未來都會大為不同。和他對政治的遲疑相比，此時的陳璧君，早已不是幾年前那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漸漸從幕后走向前臺。此前陳璧君曾在大半年時間里，橫跨太平洋，直達美洲，每日親臨臺前演講，為黃埔軍校籌得三十多萬元款項，解決了國民黨的財政危機。回國后，陳璧君便威信大增，
二人結婚后，陳璧君一直充當汪精衛的得力助手。汪精衛低調溫和，陳璧君則高調暴烈；汪精衛需要愛惜羽毛，陳璧君則不必；汪精衛在公開場合做君子，陳璧君則負責私下“做小人”，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對手，汪精衛的真正意圖是什么。他們就像一對工作搭檔。
孫中山去世后，汪精衛被推向權力的巔峰，成為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上任后，他的演講才華曾暫時令人們對他產生幻覺，然而，統一中國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這樣的書生。1926年蔣介石導演“中山艦事件”，很快奪取了黨政軍大權，避居法國的汪精衛反而失去合法性。與此同時，陳璧君與汪精衛的關系，也在發生著微妙的對調。從前，她只是汪精衛的拍檔，填補著汪精衛的性格缺陷。
漸漸地，陳璧君從幕后走向臺前。她的富家女性格，因為參雜著政治的欲望，而愈發擴大。她像婚前一樣沖動，果斷，雷厲風行。與此同時，也變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富家小姐的乖張與飛揚跋扈，被權力扭曲之后，愈發難以遏制。1938年以后，她親臨廣東，以“廣東政治指導員”的名義控制時局，從獨當一面的“汪夫人”，變成了總攬全局的“陳指導員”。
1938年，面對抗戰的潰敗，國民政府的兩位領袖，再次選擇了截然相反的論調。蔣介石要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汪精衛則宣稱：“三年前，我主張和平，被打三槍。我在今天，還是主張和平。”然而他的和平綱領推行得并不順利，他變得更加陰郁，更加不自由。與此同時，陳璧君則嚴密地監控著汪精衛，她將侄子和五弟任命為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追蹤他的動向。當彼此間的信任已經蕩然無存，愛情其實已然名存實亡。1944年，汪精衛槍傷復發，搶救無效去世。一年后，抗戰勝利，陳璧君被蔣介石誘捕，開始了后半生的鐵窗生涯。她嚴辭訓斥獄卒，命他們稱她“汪夫人”，這個曾令她夢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終于徹底地屬于她了。
1921年8月，張幼儀發現自己又有了身孕，當她把這一消息告訴丈夫時，徐志摩立刻說道：“把孩子打掉。”“我這輩子絕沒料到我會得到這種反應。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險的，只有瀕臨絕境的女人，才會冒險打胎。”從這一刻，她開始懷疑起這個男人的本性和心腸了。9月的一天，徐志摩提出想要離婚。沒幾天，他便不告而別，留下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張幼儀一人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后幸得幼儀的二哥，此時正在法國巴黎的張嘉森幫助，把妹妹接到法國安頓。半年后，張幼儀與徐志摩在德國柏林簽署離婚協議，終結了維持七年的婚姻。此時，她和徐志摩的第二個孩子彼得剛出生才一周。
離婚對張幼儀來說，其實是另一種性格終于得到了釋放。她12歲在《申報》上看到蘇州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招生時，想盡辦法說服父親供她去讀書，直到15歲因為結婚不得不肄業。在婆家時，張幼儀也是不斷勸說，終于讓老爺徐申如給她請了家塾教師。現在不同了，她獲得了從未有過和想過的自由空間，可以去做她一直不被允許去做的事情。她把自己在德國的生活安排得滿滿的，一邊撫養幼子彼得，一邊學習了法語、德語，還學習幼兒師范課程。1926年夏回國時，她已脫胎換骨。先是在東吳大學教授德文，不久被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聘請擔任副總裁。就這樣，張幼儀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女銀行家。同時她還經營一家云裳服裝公司，擔任總經理。1949年，張幼儀和家人離開大陸，她先定居香港，于1954年與一位蘇醫生再婚。兒子徐積鍇則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師。1974年，蘇醫生去世后，張幼儀搬到美國與兒子及家人團聚，1988年1月20日，張幼儀離開這個世界，享年88歲。
1889年，楊步偉落生在南京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取名“傳弟”，希望她的出生能帶來一個弟弟，不滿百日時就有了“丈夫”。祖父和父親都是開明人士，都曾出使英國。楊步偉從小耳濡目染見多識廣，更是離經叛道，不僅自己改名為“步偉”，決心成就一番大事業，還給定下娃娃親的表弟寫了一封退婚信，闡明：“日后難得翁姑之意，反貽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將來，不如挽回于現在。”她二十歲就做了南京崇實學校的校長，24歲赴日本立志學醫，五年后在北京和同學合伙開辦“森仁醫院”。私人醫院正如火如荼，趙元任出現了。感性戰勝了理性，楊步偉為此付出了一生中最大的代價。胡適作為證婚人，32歲的楊步偉嫁給了29歲的趙元任，一樁美滿姻緣顛覆了一個女人的奮斗。
楊步偉一旦為人妻，便快刀斬亂麻，迅速地進入了賢內助的角色，成為趙元任的妻子、醫生、看護、女管家，管轄里里外外的雜事，可是她并不是就此忘記了對“步入偉大”的責任。大女兒、后來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趙如蘭回憶，1938年父親決定再去美國，她和父親都是最高興去的，而母親卻非常傷心地痛哭了一場，因為她知道這次到美國以后，再要繼續辦她的事業，機會是更少了。“在我看來，母親的一生，整個的說來，是一個愛情故事。像她這樣一個從小鬧革命長大的，結果放棄了一切，跟著父親，照顧他，幫他成全了他的事業，這年頭像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1971年，楊步偉與趙元任走入金婚，楊步偉賦詩一首：“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姻緣。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答和：“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1981年3月1日，楊步偉在加州伯克利因心臟病去世，享年93歲。 1982年2月24日，趙元任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因病去世，享年91歲。
鄧季惺成長為民國第一代女報人，她所具有的強烈女性意識，與其母親吳婉不無關系。吳婉早年肄業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來在重慶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學堂。她婚后一連生育了九個孩子，因此喪失了外出工作的機會。為此，她一生都對丈夫心存怨氣。在吳婉看來，女子要想擺脫受壓迫的命運，就必須有知識，有獨立的財產權，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前衛的理論。也正是這位母親，趁丈夫出川之機，讓女兒離開家鄉、投考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范。當時，盧作孚、惲代英、張聞天、肖楚女都曾在重慶二女師教過書，他們宣揚的民主進步理論，給鄧季惺帶來了一生的影響。
在求學過程中，16歲的鄧季惺遇到了復旦新聞學生吳竹似，兩年后二人結婚，雖然很早就走入婚姻生活，并因為生育中斷了她在上海的學業，但是好強的鄧季惺并沒有中斷自己的學習生活。在鄧季惺看來，那時整個中國社會充斥了“人治”而最缺“法治”，因而選擇了法律為專業，尋求“法治”的思想也貫穿了她的一生。然而丈夫染病去世，留下她和三個孩子。在那個年代，一個孀居女人的命運大概就是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在青燈冷裘中度過漫漫長夜。可這不是鄧季惺為自己選擇的路。她一方面獨自拉扯著三個孩子，一方面繼續在朝陽大學學習。按照舊習，出殯的時候，幾個孩子理應披麻戴孝一步一磕頭。鄧季惺卻說：“死者已矣，活著的人還要繼續活下去。孩子年幼體弱，這樣要把他弄出病來。”
鄧季惺身上所具有的不同尋常的勇氣和膽識，吸引了另一個人的注意，他便是陳銘德。畢業于北京政法大學的陳銘德也是四川人。他與吳竹似在中央通訊社工作時結為好友，且共同創辦《新民報》。作為吳竹似生前的好朋友，吳竹似去世后，多次來探望鄧季惺和幾個年幼的孩子。1931年8月，陳銘德與自己的妻子范瑤賓離婚。一年多以后，陳銘德與鄧季惺結為連理。對于他倆的聯姻，新聞界也傳為佳話，戲稱“劉備得到了個女諸葛亮”。
從母親及自己的個人經歷，鄧季惺深知，婦女要解放，必須解決社會壓在婦女身上的沉重負擔。為此，她們創辦了“南京第一托兒所”，她自己擔任所長，負責具體事務。抗戰初期，鄧季惺又在較少受到空襲的重慶南岸辦了一個“七七托兒所”。她的舉動也遭到一些女黨員的攻擊。這些世俗成見和流言蜚語絲毫不會對鄧季惺有什么影響，反之則讓她在探求女性獨立的路上走得更徹底。鄧季惺在司法部工作時間不長索性辭職，開了一間律師事務所，做執業律師，經常免費替被虐待或被遺棄的婦女打官司。她還是新民報《新婦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問答》專欄。她大聲宣揚：“群策群力為婦女界做一番日新月異的工作”。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號”發表了包括劇作《娜拉》，這個獨立自主、個性鮮明的“娜拉”，迅即引發了中國青年的激情，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女性解放的偶像。女作家丁玲本人的歷程——參加革命、直視延安婦女的困境、反思并自我改變，象征了“中國”娜拉的出走，又最終回歸。
1923年，丁玲離開上海去了北京。這個時候的報章，仍在極力鼓吹“娜拉”們的出走，1922年4月1日，《婦女雜志》發表文章說，“娜拉”是中國女性的樣板，“‘娜拉’式的離婚，何等痛快，何等壯烈！”后來她與對她一見鐘情的胡也頻在香山租房同居，二人都有文學夢，卻常常碰壁。就是在這苦悶、彷徨、傷感、絕望中寫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讓她一舉成名。書中展現了一個追求個性解放，走出家門的青年女性在愛情和理想幻滅后的內心世界。隨著胡也頻被槍殺，丁玲開始與過去“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告別，“娜拉”出走到了延安。33歲的丁玲，再一次找到了年輕的感覺。
“五四”風潮到達丁玲的家鄉常德時，她卻正處在困擾之中，當時她已十四五歲了，與表兄的婚約即將成為現實，看著同學們都熱情地組織學生會，到處游行、演講、喊口號，丁玲一開始很茫然，“她們為什么這樣激動呢？”但她很快也被感染了，成為這些激進女學生中的一個，“在學校里舉行辯論會，討論很多婦女問題、社會問題。”1922年初，她來到了上海，感覺是進入了“廣大的領域里”。丁玲極力想證明自己的自立，她開始四處找工作，看到有學校招聘教師或是有工廠招聘繡花工人的消息，她都趕緊過去，但是都無果而終。
在孤身一人到達陜北邊區后，丁玲喜歡上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同事陳明，無話不談的他們很快發展成戀愛關系。流言說：“丁玲愛上了一個小丈夫。”陳明聽了很不高興，但說自己“不在乎”，丁玲還鼓勵陳明：“隨他們說去，讓他們說上幾年，還能說幾十年？”在去延安前，陳明是上海麥倫中學的進步學生、市中學生救國聯合會里的積極分子。在那時向往延安的無數年輕人中，陳明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個，而丁玲早已是擁有極大聲望和影響的知名女作家。
也許對種種無形的壓力有切身的體會，1942年3月8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三八節”有感》，歷數女性在延安的遭遇。丁玲說，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有大會，有演說的，有通電，有文章發表”來慶祝婦女運動，但實際上延安婦女并沒有迎來她們想要的解放。以婚姻為例。在延安，無論一個女性如何做，都會遭受非議，如果她不結婚，人們會視之為“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制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污蔑。”如果她結婚了又怎樣呢？那她便不能免除“落后”的命運，“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盡管中央委員會事先指示，要求慶祝國際婦女節時重點應放在慶祝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促進中國統一和頌揚婦女在革命中的積極作用等方面，但丁玲沒有理睬這些，仍我行我素，要把心中的想法一吐為快。很少有人公開承認，在延安存在對女性的“無聲的壓迫”。充滿怨氣的《“三八節”有感》自然給毛澤東帶來了不快，他原本有一個與丁玲等人合影的計劃，但是在看過文章后，他取消了。丁玲讓步了，承認對她的指責都是正確的，她文中提出的關于婦女問題的觀點也都是錯誤的，她的態度代表著一種落后的女權思想，在延安，階級斗爭中的團結一致必須超越性別之間的差異。
從19世紀末期女權思想的輸入開始，中國婦女解放始終被納入國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議程之中，這種觀點將婦女其看作等同于“階級”的一個弱勢群體。以秋瑾為代表的女性解放從革命始，和以丁玲為代表的女性解放最終與革命一體化，可以說是一脈相承，而在丁玲的身上，則完整地體現了“娜拉”在五四后“出走”，后來又回到“家”中的全部過程。在陜北無休止的“自我反省”中，丁玲在曾熱情奔跑著的女權路上退回去了。這一批民國杰出女性在男女平權和女性解放路上的探索戛然而止……
對這些民國女子來說，她們面臨的不僅是男權社會，還伴隨著政治革命和國家獨立的時代主題。她們在時代洪流中尋求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她們的掙扎、抗爭與妥協，是千百萬民國女性共同遭遇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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