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太后，即孝貞顯皇后（1837-1881年），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廣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揚阿之女。咸豐帝的皇后。1881年（光緒七年）去世，死因成謎，葬于定東陵。

慈安太后畫像

1860年8月，咸豐皇帝在熱河病死，年僅6歲的兒子載淳繼位，慈安和慈禧兩太后垂簾聽政。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戌時，年僅四十五歲的慈安皇太后猝然薨于鐘粹宮。隨著這位比慈禧還小兩歲的仁愛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斃宮中，清廷的垂簾聽政由兩宮并列驟然變成慈禧一人獨裁。因此，對于她的死因朝野上下議論紛紛，人們便將她的猝死與慈禧聯系起來。

光緒七年（1881年）初，慈安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臥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醫入京診治。朝政也只好由慈禧一人打點。據史載，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見軍機大臣，處理軍國大事，未見身體有何大的異常之處，只是“兩頰微赤”（《述庵秘錄》）。然而，次日早，“東太后（慈安）感寒停飲，偶爾違和，未見軍機”（《翁同龢日記》）。晚間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難以接受。一時間，人們對于一向身體比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為不解。時任軍機大臣的左宗棠，聽說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頓足大聲說：“昨早對時，上邊（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嘗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類鈔》）于是，朝野上下種種猜測不脛而走。人們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線索”，對慈安的死進行著各種各樣的推測，更有甚者，人們任想象的野馬自由馳騁，不斷地結構著關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變得疑云密布。

關于慈安太后死因，筆者梳理了一下史料，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類說法：

第一類：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說”

《德宗實錄》載：“（光緒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勢陡重，延至戌時，神思漸散，遂至彌留。”這一記載見于慈安的《遺誥》。但《遺誥》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它的真實性，懷疑慈禧有可能為了掩蓋某種陰謀而肆意編造死因。

第二類：慈禧逼死或毒死說 　　

1、慈禧逼死 　　

《清稗類鈔》記載：慈安與慈禧共同垂簾聽政。慈禧權欲極重，慈安卻倦怠少聞外事，并不與之爭權，因此倒也相安無事。光緒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劇疾，不能視事，慈安有一段時間獨視朝政，致使慈禧大為不悅，“誣以賄賣囑托，干預朝政，語頗激”，以致慈安氣憤異常，又木訥不能與之辯，惱恨之下，“吞鼻煙壺自盡”。 　　

2、慈禧毒死 　　

據《崇陵傳信錄》載：當年咸豐帝臨終時，曾秘密留下一份遺詔給慈安，要她監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但老實的慈安卻將此事告訴慈禧并當著慈禧的面，將此遺詔燒掉。陰險毒辣的慈禧表面對慈安感泣不已，實際上已起殺機，遂借向慈安進獻點心之機，暗下毒藥，加以謀殺。 　　

這一類描述，多見于野史筆記，雖然十分生動，猶如作者親眼所見，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學家謝國楨先生定義野史筆記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學士以及貧士寒儒所寫的歷史紀聞，都可以說是野史筆記。”（《明末清初的學風》）首先，野史筆記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礎之上形成的記載，不具有權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學士及貧士寒儒隨筆記錄的主要內容也多半是當時見聞，或閱讀古今圖書、經手文物，隨筆撰寫帶有虛構性的人物故事，這就使得野史筆記具有一定的內容復雜性和記錄方式的自由與隨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對野史筆記中的反復轉載和傳抄的慈安的死因，當時就有人提出質疑。著名學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宮闈，流言無實，尤莫甚于惲氏筆錄所載孝貞暴崩事。即云顯廟手敕焚毀，敕語何從而知？食盒外進，又誰確見？”（《清后外傳》）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遺詔，在只有當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場的情況下秘密燒毀，那誰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藥害死慈安，誰又能確認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要解開這一疑團，關鍵與前提是我們必須確認慈禧與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驗之兩人三十年相處的歷程，似乎沒有太大恩怨。

第三類：《翁同龢日記》中的記載 
 
根據《翁同龢日記》記載：慈安發病于光緒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這一天，“東太后感寒停飲，偶爾違和，未見軍機”。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記下了慈安脈案、藥方和病情進展狀況，可以從中了解慈安發病過程：“晨方：天麻、膽星；（脈）按云類風癇甚重。午刻一（脈）按無藥，云神識不清、牙緊。未刻兩方雖可灌，究不妥云云，則已有遺尿情形，痰壅氣閉如舊。酉刻，一方云六脈將脫，藥不能下。戌刻（晚八時前后）仙逝。” 　　

依據這一病情進展記錄，慈安死因多半為腦血管疾病急性發作所導致。根據是： 　　

（1）病情特點：起病急驟，進展迅速。按照現代醫學判斷，如此快速的病情進展多見于心腦血管疾病。 　　
（2）臨床表現：“神識不清”應為有意識障礙；“牙緊”、“有遺尿情形”應為現代中醫所稱的牙關緊閉和尿失禁。 　
（3）辨證分析：依據以上癥狀，這一病癥按照中醫學辨證為腦中風病。而在《翁同龢日記》中，翁同龢記載的御醫脈案為“類風癇甚重”，實際就應歸屬于當今中醫學疾病中的中風范疇。由此，可以初步判斷，慈安所患之病應為腦中風，也就是現代醫學中的腦血管疾病。 　　

其實，慈安的腦血管疾病并非突發，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記》中曾經記載過慈安的兩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時慈安二十六歲，“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違豫，有類肝厥，不能言語，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計二十四天，由“有類肝厥，不能言語”來判斷，應視為現代醫學的腦供血不足，屬于中風先兆，只不過病癥較輕，恢復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時慈安三十三歲，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舊疾作，厥逆半時許。傳醫進枳實、萊服子”。這次所謂的“厥逆”依然是腦供血不足的再次發作，只不過由于治療及時，沒有造成遺留病癥。

這些情況說明慈安患有腦血管疾病，具有發生急性腦血管疾病的潛在危險因素。而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獨理朝政，不善于擺布朝政大事的她，在這一時期里承擔著巨大的壓力，身心疲憊在所難免。慈安在發病的前一天，根據《述庵秘錄》記載，她“兩頰微赤”，雖然自己無感覺上的大礙，但從這一面色判斷，慈安此時“肝陽上亢”，可能已經血壓很高，直接誘發腦中風、甚至腦出血。 　　

腦血管疾病的急性發作，對于掌握現代醫學技術的專家們來說都是一籌莫展的病癥，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況一百多年前的醫學。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接近事實的結論：慈安死于腦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繪的為慈禧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