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默玉從臥室走出來的時候，輕巧得沒一點聲音。已經是88歲的老人，依然喜歡穿雪白的套裝，手指像少女一樣纖長，手背光滑，指甲精心地修過了，涂著透明的指甲油，要對著光，才能看到一抹淡淡的銀紅。她看著自己的手：“在農場勞動的時候，本來以為，這雙手完了。沒想到，居然沒有變形。”然后她望著你笑一笑，眼睛是許多老人都失去了的明亮。

　　她說一口悅耳的京腔，喜歡用“……極了”做結語，是老北京才有的那種清揚婉轉的音調。嗓音有點沙啞，問她是不是天氣太冷有點感冒，她笑笑：“不是的，是在農場勞動的時候，壞了嗓子。”語氣平靜坦然，就像70年前，在東北，日本人要她去照良民證上的照片，她說：“我不去，我要睡覺。”

　　金默玉出生的時候，父親肅親王善耆已經在東北流亡6年了，他給這個最小的格格起名叫顯琦——一塊寶玉。

　　金默玉沒有趕上肅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時候北京有一句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墻，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傳說當年由于銀子太多，每年肅王府都要曬銀子，怕銀子發霉。肅王悠閑地坐在屋子里喝茶，對管家說：“去，查查，銀子少沒少。”管家出去點點，回報說：“沒少”。肅王點點頭：“再曬。”第二天，肅王又對管家說：“去，查查銀子少沒少。”管家又出去點點，回報：“沒少。”肅王再點點頭：“再曬。”如是幾番，管家領悟過來，帶著幾個管事的，一人撮了一簸箕銀子帶回家去，回頭稟報：“銀子少了。”肅王點點頭；“那收起來吧。”那應該是八國聯軍進北京之前的事情了。那一年，出逃的善耆奉命回京與各國軍隊談判，回到東交民巷那所200年傳下來的肅王府時，他被通知：這里已經是日本使館了。就這樣，肅王府從東交民巷搬到了東四十四條。

　　父親去世的時候，金默玉剛4歲。肅王的風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順人津津樂道，那是一個王爺的葬禮：靈柩的顏色是鮮紅的，棺木是堅硬的金絲楠木；從肅王即位的那一年開始，這靈柩就早早地預備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隊伍很長，按照規定，抬靈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換班的那套人馬，一共128人。隊列的最前面是如海的“金山”、“銀山”、“馬”、“車”；為了趕制這些供品，旅順所有紙店里的存貨都被搶購一空。送葬的親友多達數百，由于隊伍過長，從旅順家中趕到火車站整整用了一天時間。靈柩用火車經奉天、山海關到達北京，袁世凱親自在車站迎接。送靈的時候，撒的紙錢多得把路面都埋住了，街上擠滿了揀紙錢的窮人。

　　不論歷史上對這位末代肅親王有什么評價，金默玉始終認為，父親是開明的。北京的東安市場、第一所女校、第一家電車公司、第一所公共廁所、第一所警察學校均出自善耆的建議。1911年，各省代表聯名請愿，督促朝廷早日立憲，攝政王載灃震怒不見，滿朝官員中，只有肅親王迎見代表，表示贊同立憲。1910年，汪精衛刺殺載灃未遂，將被斬首；肅王從中斡旋，將斬首改為監禁。但善耆也有他自己的固執：清王朝滅亡后，善耆率家族200余人逃命旅順。身在旅順的善耆做了一件其他王爺不敢做的事：他把歷代的肅王傳下來的敕封金冊，抵押給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換來100萬日元的贊助經費，在滿蒙王公中招募武裝，成立宗社黨，一心以復辟清朝為念。1916年，袁世凱暴亡，善耆支持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率眾3000人叛亂。

　　整個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順的宅邸里度過。在那所宅邸里，姐姐們關起門來，梳了兩把頭，把手舉到和發髻持平，練習前清的禮儀，一練就要練半天——沒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還在，逢年過節，一定要拜祭；同族的親戚也還在，請安的時候，失了禮節，就成了大笑話。說起那些清宮戲，金默玉覺得可笑：“動不動就‘喳’、‘喳’，你‘扎’誰呢？那字兒念“zhe”。

　　在肅王家里，吃飯是件大事。像在電影里看到的那樣，哥哥們圍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身后站著伺候的仆人。吃餃子時候，仆人們會端出一個大盤子，依次遞過去，一人一次只準夾一個，夾多了便失了身份。女孩子們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樣子，尤其是在宴會上。在宴會上，金默玉和姐姐們甚至不會去夾遠處的菜——那種不雅觀的事情通常由奶媽代勞，奶媽們會遞給她們一個小盤子，一樣菜夾一點在里面。這當然會吃不飽，但是不能流露出來——她們要堅持到回家去，由奶媽再給她們開小灶。

　　對這些規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們都無條件地遵守下來。違反的后果是可怕的，有過這樣的先例：大福晉房里的二哥哥，過年打牌的時候偷了兄弟們的牌，被肅王趕出了府。肅王說，王府里不能留這樣沒有“德行”的人。

　　金默玉算是個小小的叛逆者。王府的規矩，每個格格都有一個奶媽和一個“看媽媽”。格格出門，總會有一個奶媽或者看媽媽看著。金默玉去上學，奶媽也跟著她去；她覺得別扭，堅持不要奶媽。和她大多數哥哥姐姐一樣，13歲到19歲，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貴族學校里度過的。19歲，她對未來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四處采訪的女記者，或者歌唱演員。王府里的長輩們被她的想法嚇壞了：一個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拋頭露面做職業婦女呢？

　　十七格格顯示出了和父親一樣的固執。1937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她被迫中斷了在日本的學業回到北京。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長住。直到88歲，金默玉還要抱怨這種生活“讓人窒息”：“哪受得了啊，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沒有，憋壞了，王府井一天能去好幾趟。”她終于瞞著家人找到了職業：一家日本人開的鐘紡公司請她去當顧問，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見大家從樓梯上下來。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針，那時候經常會打各種防疫針。我就和他們打招呼：你們是打針去么？他們都笑：金小姐，現在5點鐘了，我們下班了。”在那時候的照片上，她像一個真正的職業婦女一樣，燙著時髦的卷發，眉毛描得細細的，穿著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滿意足的大小姐樣子。還有一張照片，是19歲生日那天拍的，穿著旗袍，卻剪了一個短短的男式頭發。她說，把頭發剪成這樣完全是為了玩起來方便。那時她喜歡騎馬和打網球，都是當時最時髦的運動。

　　那張照片曾經被照相館放大了放在櫥窗里，她的一個哥哥無意中看到了，震怒：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隨便掛在外面讓人看！照相館的人嚇壞了，才知道這位姑娘原來是肅王家的格格，趕忙用鑲金的相框鑲了，恭恭敬敬抬了送到肅王府里來。

　　那應該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現在想起來，她臉上的笑容還久久不去：薪水還沒發下來，就被她預支光了：親戚朋友們上公司來買東西，一律掛她賬；女同事們下班了，她請她們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錢。那時，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給海軍士兵打毛衣來維持一家9口的生計；有一天，她一個月只能拿到十九塊五角錢，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飛快計算。

　　1974年冬天，在天津茶淀農場，度過了15年監獄生涯的金默玉在用一把比她還高的大鐵鍬費力地挖著蘋果樹下的凍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做聲。在監獄時候，她的痔瘡磨破了，血浸透了棉褲，她也不說，只是等活兒干完，悄悄地找地方換了。她知道，她和別人不一樣，別人是人民內部矛盾，她是大資產階級的小姐，漢奸川島芳子的妹妹。

　　一位講北方話的上海人給手掌流血的金默玉帶來了一把自制的小鐵鍬和一本日語版的《人民中國》，也給她帶來了第二次婚姻。金默玉答應了他的求婚，因為她希望能在農場里分到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她厭惡身邊的那些女勞改犯，她們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來要喝幾大杯酒，用別人聽不懂的話喃喃地咒罵；有人用紅紙把嘴染得通紅，游手好閑。

　　1958年2月1日，金默玉入獄。她的房東，一位前清舉人的女兒檢舉了她，她的入獄讓她的丈夫、畫家馬萬里瀕臨崩潰。他們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畫社老板的牽線相識并結婚的。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大喜那天，旗袍是借來的，請帖是馬萬里親自用毛筆寫的。金默玉說，那一天，看著大紅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怎么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沒有革命，她或許已經像她的姐姐們一樣，嫁給了某位蒙古王爺。她們是滿蒙聯姻的重要工具。但是金默玉不想像姐姐們一樣。在北京的時候，她拒絕了家里人的提親，她沖著他們喊：“我的事，你們誰都不要管。”

　　那時候，她覺得：“男人們都太不成器。”善耆把他的兒子們都送到了國外，他們讀的是國外最好的軍事院校。在金默玉看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軍事院校里只學到了一身大爺脾氣，有幾位哥哥還抽上了大煙。東四十四條的房產、旅順的房產、大連的房產一點一點都變賣了。他們把賣房子的事情托給川島芳子的養父川島浪速，這個日本人卻私吞了一半財產，到1949年哥哥們去了香港，留給金默玉的全部財產就只有100塊錢。

　　這場婚姻，一半是仗義，一半是無奈。為了養活包括大哥的四個孩子、二哥的兩個孩子、老保姆和她的女兒在內的一家9口，昔日的十七格格開過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個月下來，買肥皂的錢比掙得還多。給海軍士兵織過毛衣，用的是在日本貴族女子學校里學來的技巧和款式，三天織一件，終于能掙出一家人的買菜錢。織毛衣剩下的線，舍不得丟，攢起來，攢了一年，給小侄子織了一件毛衣，歡喜得逢人便說：“我賺了一件毛衣。”賒賬成了每天的必修課。胡同口雜貨鋪的老太太，看到她走進來就追著問：“錢什么時候給啊。”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她辦起了四川飯館，飯館就開在院子里，北京當時有40萬四川人，這家四川飯館一下子火了起來。但沒想到，合辦飯館的那個南京老頭，盯上了單身的她，一天到晚纏著她。只有結婚，才能讓她擺脫這個老頭的糾纏。

　　金默玉是馬萬里的精神支柱，遇到她的時候，馬萬里流落北京，覺得國畫沒有前途，一意自殺。金默玉讓他有了作畫的地方，也有了一個家。1966年，為了不連累馬萬里，金默玉申請離婚，她要面對的，是一個人度過15年的刑期。

　　“監獄讓我徹底了解了中國社會。”88歲的時候，她這樣評價她的監獄生涯。

　　她曾是那樣的歡欣鼓舞地迎接過新中國的來臨。解放軍進城的那一天，在租來的東單四合院外面，她靠著磚墻，看一隊隊士兵打著綁腿，身板筆直地從街上走過去，心里特別歡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著舞女的酒氣熏天的大兵了。她誠心誠意地要當一個街道積極分子，跟著大家拿著玻璃瓶瓶和竹夾子，到各家廁所去，翻開磚頭，挖出磚頭下的蛹。1954年，她的飯館被公私合營，她成為中央編譯社的一名職員，每月拿60元工資，她回到家里，開心得哼起了《我的太陽》。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們一起走了，就不會有后來的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說，在日本讀書的時候，她有一個家庭教師叫加藤。加藤告訴她，高尚不是別人笑的時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種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須找一天閉門思過，想想有沒有做什么對不起人的事情。你認為正確的，就堅持到底，不要管別人怎么想。

　　金默玉說，她這一生做過的最正確的事有兩件，一件是沒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監獄中沒有陷害過任何一個好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親的時候，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上顯示，她的脊椎有9節都壞了，病歷上寫了“脊椎骨質增生、骨髓炎、腰肌勞損”等一系列病癥。農場給她辦了病退，每月工資隨之只剩下了19元2角，連吸煙的錢都不夠。在監獄里，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撐不住的時候，她就吸煙，到后來，一天能吸一包。何況，還要給丈夫在上海的母親寄錢。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媽拉著她掉眼淚：“格格，您這是從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這不是還沒摔死么！”60年代在監獄，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鋪蓋，就用腳去移；沒有了梳子，就用牙刷把頭一點一點地刷過去；衣服破得沒有替換的，就用碎布在上面縫出小花來；無論處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齊齊的。90年代在美國探親，一位侄孫女苦苦請求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煩他們。”但是在1979年，她寫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鄧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還記得信里的內容：“我如今已經干不了體力勞動了，但是還干得了腦力勞動，請給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別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終于可以成為北京街頭市民中那最普通的一分子。她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孩子，在一個女人最好的繁花似錦的年華，她一個人在監獄里做貓頭、做鞋、做玩具劍，干得比其他任何一個人都虔誠。

　　好在，這十幾年，沒有讓她毫無收獲。在監獄的時候，她幫助別的犯人寫材料，聽到許多她從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個媽媽為了保住祖傳的房產，失手把兒子打死了；一個無辜的女學生被認定成殺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人對人的理解就不會這么簡單和淺薄。從那時起，她一直想辦一所學校。

　　金默玉的學校，如今就在廊坊。為了這所學校，她在日本和北京之間奔波了7年，動用了同學、朋友、親戚等一切關系，四處演講，終于籌足了辦這所學校的經費。正是在這所學校的基礎上，建起了廊坊東方大學城。在晚年，她終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掙來的錢買下的房子。鄰居們都知道這是個了不得的老太太，但是金默玉卻經常自責：“我這一生，到底干了點什么呢？

　　她已經很少回北京，和同族之間也都不太來往。不久前，她剛見了潤麒，他是婉容的弟弟。潤麒已經是90歲的老人，他告訴金默玉，又有一個在美國的侄孫女想和她聯系。他說：“你給她寫封信吧。”金默玉覺得非常好笑，“她是我孫女，要寫也是她先給我寫啊。”在她看來，潤麒的變化真大。她說，潤麒年輕的時候，書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槍，不高興了就沖著屋頂開槍，屋頂上被打出好幾個洞。“我們都老了……”她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