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鄭曼陀是1961年去世的，到現在已經近五十年了。我們知道外公一輩子以畫畫為生，上個世紀初他自創的擦筆炭精粉肖像畫在當時是很有些名氣的。近幾年有關外公的信息多起來，還有人研究外公的廣告畫，說他是擦筆水彩畫第一人。前些日子CCTV10臺在人物欄目中做了一期有關鄭曼陀的節目，哥哥知道這消息通知了我們兄弟姐妹，大家關心這事兒，都收看了。節目中展示的外公當年畫的一些廣告圖片，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沒想到外公能把那個年代的時尚美女畫得如此惟妙惟肖，真讓我佩服。但對節目中講述的外公的故事，我們卻不以為然。編輯沒有做足功課，對外公的情況知之甚少，且不說把外公的出生祭日搞錯，連外公的相貌、家人、生活狀況都不清楚。畫面中經常出現一個手繪的小老頭兒，留著八字胡，帶著瓜皮帽，穿著長馬褂，拄著拐杖，整一個封建遺老的模樣，和真實的外公毫不搭界。

最近，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陳瑞林教授找到了我哥哥，又來到我家，希望向我們了解有關鄭曼陀的一些事情。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們是鄭曼陀的外孫外孫女的？陳教授說他在網上看到了我寫的《我要說話》，那是為了紀念媽媽鄭德芳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媽媽從小受到特立獨行的外公的影響，因此一生都很有個性。文中說：“我的外公是個自由職業者，是擦筆畫第一人。他畫的月份牌和廣告畫，當時在民間頗有名氣。外公思想開通，有個性，雖然靠畫畫維持一家的生計，但是他絕不為‘五斗米折腰’，不趨附權貴，不為錢作假畫，一家人和諧自由。”陳教授通過這條線索找到了我媽媽曾經工作過的中國日報社，找到了我哥哥的電話。

我們對外公的事情了解得很少，從媽媽那里聽到過一些，近幾年又從網上看到過一些豆腐塊大小的簡單介紹，他的畫見到的就更少了。最近寫外公的人多了起來，從網上還看到了他畫的畫。

陳教授向我們提了一些問題，一是鄭曼陀的出生日期，二是鄭曼陀不畫廣告畫之后的生活和家人的情況。外公的出生年月網上的說法不一，具體的日子我們也說不清楚。姐姐從小在外公外婆家長大，她記得外公比外婆大十歲，外婆是1986年去世，媽媽說外婆那年88歲。為了搞清楚外婆準確的出生年代，我們通過外婆屬狗了查《萬年歷》，查到外婆出生于1898年。照這樣推算，外公應該是1888年出生的。還有，外公是1961年去世的，去世那年他73歲，從這兒也可推算出外公是生于1888年。

外公和外婆都是杭州人。外公從小過繼給了一個在杭州經商的安徽人，養父母對外公很好，一直供他上到大學，在杭州育英書院學習英文。可能是因為養父母早亡家境敗落，外公沒能完成學業。肄業后外公在杭州“二我軒”照相館工作，先做照片修版，后發展到成立畫室，用擦筆炭精粉畫肖像。外公具體什么時間到的上海，我們也不清楚，有材料說外公的第一張月份牌《晚裝圖》畫于民國3年（1914年），可見在這之前外公已經到上海了。現在知情的家人都已經相繼去世，恐怕只有依靠有心研究的專家去考證了。外婆是18歲（1916年）嫁給外公的，第二年的大年初一在上海生下我媽媽，她是家中長女。聽外婆說她生過五個孩子，最后只剩下了我媽媽和舅舅。以前外婆信佛，孩子生病她燒香磕頭求佛保佑，結果還是眼見著孩子一個個死去，后來就不再信佛了。一家人靠外公畫畫過日子。

外公是擦筆炭精粉畫第一人，也是擦筆水彩畫第一人，他畫的廣告畫、月份牌用的就是擦筆水彩畫法，在當年頗受廣告界推崇和老百姓的喜愛。當時除了外公，沒有人會用這種畫法作畫。他畫畫兒有專門的房間，關起門來不讓別人看。有人想跟他學畫，他也不教，甚至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青年畫家葉淺予先生想拜他為師，也被他拒之門外，落下了一個傲慢無禮的評價。那個年代“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父”，我想外公之所以如此，是激烈的生存競爭使然。事實果然如此，有些人使用手段傾心研究鄭曼陀的月份牌的畫法［［注］］，最終看出破綻。那些人學會了擦筆水彩畫的技巧，組成畫室，以流水作業的方式作畫，比他畫得快，比他畫得多，比他畫得時尚，比他畫的畫價格便宜，最終擠垮了當時以此為生的外公。外公從此（據說是1920年以后）不再畫月份牌了。人物欄目說：鄭曼陀從此窮困潦倒，坊間也曾流傳說鄭曼陀死了。我聽媽媽說，老百姓不相信外公死了，有人專門為他刻了“曼陀不死”的圖章。其實外公遠沒有到窮困潦倒的地步，他放下畫筆到日本去游歷，散解郁悶的心情。后來外公改畫水彩畫了，還是專門畫仕女，洛神、天女散花等等。他有很多粉絲，他們專門買他的畫。據媽媽說，外公當時每月有三百多大洋的收入，所以媽媽才有可能讀上海最好的教會學校中西女中，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畢業，舅舅才有可能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媽媽在上海認識了我的爸爸，她和爸爸一起與一些進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去了。外公帶著一家隨著逃難的人群來到了內地成都。1938年底，媽媽從陜北來到成都，在外公家生下了我的姐姐。姐姐一歲后媽媽又離開了家，幾經輾轉找到黨組織，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外公外婆曾帶著姐姐到重慶曾家巖50號去看媽媽。據媽媽說，周恩來和董必武還請他們吃了飯，外公送了一幅畫給董老。

在成都，外公一年辦一次畫展，有人買畫訂畫。姐姐說外公很勤奮，早上很早起來畫畫。外公眼睛極度近視，畫畫時還要摘掉眼鏡，幾乎是趴在畫紙上畫，很辛苦。外公還有個壞習慣，總是用嘴去抿毛筆尖，所以嘴上總是留有墨跡。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外公賣畫來維持。

最近我們和外公在成都時住的房東的外甥聯系上了，那時期他已經上初中，對外公一家印象很深。他來信寫道：“你的外公外婆住在我舅父家的時候大約是在1942--1945年，地址在當時的華西后壩玉林壩。你的外公外婆住二樓的一間較大的房子，兩面墻有窗，光線較好。你外公在靠窗處放了一張畫桌，那個年代他的繪畫作品都是在那張不算很大的桌上完成的，我至今還留有他佝僂著身軀專心作畫的印象。”

抗戰勝利后，外公帶著全家回到上海。解放初期外公一家來到了北京，從此再沒離開過北京。

外公去世那年我12歲，在我的印象中，外公是個好脾氣的老頭兒，帶著深度眼鏡，留著花白的寸頭；夏天穿帶吊帶的西褲，冬天穿長棉袍。外公一點兒都不嚴厲，還愛開玩笑。他每次見到弟弟東東，都會叫他“咚咚起咚起咚嗆”。那時候，哥哥住校，幾個星期才到外婆家去一次，外公記性不好，總是記不住我哥哥。每次哥哥到外婆家，外公就會埋怨外婆：“哪里來的這么個小孩子到家里吃飯？”

小時候我經常泡在外婆家，趴在外公大大的桌子上寫作業，拉開長長的抽屜，把外婆收集的扣子一個個用線串起來。那時覺得那張桌子真大，我都夠不到桌子的另一邊，桌子的抽屜都是淺淺的、長長的。后來才知道，那張桌子是外公自己設計的畫桌，淺淺的長抽屜便于放畫軸。我聽外婆說，建國后外公當上了上海文史館的館員，她還拿出一張有陳毅市長簽字的委任狀給我看。翻外公的長抽屜，還會找出一些水彩畫畫稿，但是我從來沒見過外公做畫。記得我剛上小學的時候，一次老師讓同學們回家后畫一幅畫，我不知道畫什么，就找到外公，請外公幫我。外公在紙上畫了一個長著曲卷頭發的小人，我生氣得大聲嚷嚷：“你畫得這是什么啊！還是畫家呢，畫得一點兒都不好！”外公笑了，說：“老師讓你畫，又沒有讓我畫呀。”現在想起來覺得外公真可愛，而我又真是對他老人家大不敬。

我唯一的一次看到外公的擦筆畫，是外婆給我看的一張外公畫的毛主席像，如同那些年家家掛的宣傳畫那么大。當時我看了感覺太像照片了，一點兒都不像畫的，只是年頭久遠，畫已經破損了。這張畫是什么時候畫的我不記得了，我想應該是解放初期，外公還沒有從上海到北京來的那段時間。在文革期間外婆把這幅畫賣給了一個香港人，那人是慕鄭曼陀之名找上門來的。當時媽媽帶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上了干校，舅舅已多年沒有工作，外婆賣畫也是為了生計地無奈之舉。

外公晚年得了老年癡呆癥，經常一個人離家出走，外婆就滿世界去找他。后來鄰居們都知道了，只要見到外公一個人在街上走，就會把他送回來。一次外公走遠了，從宣武門坐三輪車到了西直門，深夜被見到的人送到了派出所，民警問他家在哪兒？上哪去？他說：上杭州。人老了，在記憶的深處只剩下故鄉了。外公是靜靜地睡過去的，我們和媽媽趕過去，看著沉睡的外公，面帶慈祥，毫無痛苦。

外公去世至今已經近五十年了，忽然又有人在追尋他的歷史，又有人在研究他的廣告畫，這真讓我感到欣慰。一直以來，我印象里的外公只是個畫美女的，不像那些畫山水的畫家有名氣，況且這些是為做廣告和做月份牌而畫的，屬于民間藝術，還聽人說這些是美術界的“鴛鴦蝴蝶派”，不入流。現在才知道，是外公開創了擦筆水彩畫，使平面的人物變得立體了，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并且服裝艷麗有了質感，他曾引領了當年服飾的時尚潮流。

［［注］］“金梅生告訴我：那時候他和杭稚英在商務印書館剛從練習生學好后，留下來在廣告部工作。在業余時間兩人都在為印刷廠畫稿子，有時也畫月份牌。因此他們兩人對鄭曼陀的畫法也想知道。為此他們向熟識的印刷廠借到鄭曼陀所畫的原稿，兩人一起分析研究，認定這層灰黑色底子，決不是用淡墨水一層一層渲染出來的，而是用炭精粉擦出來的。”——摘自《美術生涯70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