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在我們這個年代已經消失了。在老貴族們依然為現在世道中日益消失的特權忿忿不平的時候，真正的貴族還保存著憑誰也拿不走的東西，那就是蔑視苦難的灑脫，接受命運的從容，享受貧窮的勇敢，超渡罪行的寬容。

“要是生活真的要給我些什么，我就接收它們。”經歷過亂世繁華，洗凈鉛華后，面對苦難，依然能保持優雅的姿態，將波濤洶涌化作心底深處的平靜，我想這是真正的貴族。她就是郭婉瑩。

1909年，郭婉瑩出生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戴西)，在她六歲那年，她的父親郭標應孫中山的邀請，和兄弟郭杰一起舉家回到上海，開辦上海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隨著她的家族飄洋過海的來到了中國。

戴西剛到上海時，就住在永安公司對面的東亞酒店里，那是她媽媽的家族——馬家的產業，馬家當時已經在上海開了先施百貨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著永安公司的樓房，在那些粗大的綠色的竹子腳手架里面，一層層地升高起來。

戴西的童年，就在一所帶著花園的房子里，他跟哥哥一起玩“跟著領袖走”的游戲，哥哥沃利的領袖地位在那時候就確立了。來到中國的戴西，經常隨著母親去天主教堂，戴西是父親郭標最喜歡的小女兒，那時，郭標分給每個孩子一個大洋，讓他們自己投到奉獻箱里去，哥哥沃利教她用半個大洋去買一個冰激凌筒吃，把找下來的半塊大洋丟給奉獻箱。

戴西天天在窗前看著永安公司的樓房，在那些粗大的綠色的竹子腳手架里面，一層層地升高起來。南京路上這些華人資本家大百貨公司的開張，標志著華人資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這些，她有一天發現在酒店的窗外飄著一些白色的東西，她覺得非常奇怪，于是打開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沖到媽媽房間里給她看，可當她張開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幾滴水以外，什么也沒有。媽媽笑了，告訴她那是雪，在悉尼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雪。那時她是沒有一點點閱歷的小姑娘。

在戴西父親所在的永安公司的經理，有一輛福特車，在那時是很豪華的。有時他領著孩子們開車去郊外，她的回憶錄里，回憶了一個孩子渾然不覺的安寧心境，而實際上，在生活中，一個人將要遇到些什么，是誰也不知道的。

戴西一直錦衣玉食的活著。直到一個中學里要好的同學，為她拿來了當時走紅的作家謝婉瑩的名字來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個正式的中國名字——郭婉瑩。

日后當郭婉瑩在北京見到謝冰心的時候，冰心說：“你與我同名。”她就對冰心說到了名字的往事。

郭婉瑩就讀的學校——中西女塾，到1920年，這所美國基督教女子中學在上海已經有二十八年的歷史，從它正式開學開始，就在當時上海的新式學校里享有盛名。

中西女塾面對上海上層階級的女兒，在戴西進入這里讀書的時候，國母宋慶齡和中華民國的第一夫人宋美齡都已經從這里畢業。

學校收取昂貴的學費，有嚴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長、四點五英尺寬的小床都必須用白色被褥，每個學生必須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絲不茍。一進學校大門，必須除去所有艷麗珍貴的服飾和珠寶，否則，就作為捐贈被學校充公。在學校里的一舉一動，都要按照校規，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說話，必須讓到一邊。做教會學校的“標準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學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訓是成長、愛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國式的，重視體育，英文，音樂，用全套美國課本上課。它的風格是貴族化的，教會學生怎樣做出色的沙龍和晚會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黃油，學生客廳里有沙發、地毯和留聲機；并且要秀外慧中，有嚴格的教養和堅強的性格。它對學生的許諾，是要讓她們一生年輕和愉悅地生活。在學校里有許多同學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潑的郭婉瑩很懷念的事。而一生年輕和愉悅的心態也許正是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確立。

有時候，真的讓人懷疑，是不是一個人的品質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確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個人純凈堅韌品質的最好營養，而不是苦難貧窮的生活。當生活的苦難與變故，就那么猝不及防的發生時，不由令人會想起這單純明亮的童年。也許正是童年的光芒照耀了郭婉瑩的一生，在苦難面前也能雍容坦然。

在婚姻面前的抉擇

1928年，戴西從中西女塾畢業。這時候，她已經成長為一個美少女，如同波切提尼畫的從貝殼里剛剛誕生的維納斯那樣的美麗。

從中西女塾畢業的同學，總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訂婚和結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條是去美國留學，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許多中西女塾的同學一樣，美國留學。可是她的父親不以為女孩子去美國學習有什么好，所以婉瑩留在了國內。她與一個同自己家是世交的富家子弟訂了婚。

這時的戴西，已經不是六個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著領袖”游戲，頭上帶著只大蝴蝶結的女孩了，她開始表現出自己眼睛里那鉆石的一面：獨立地，自由地尋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當她的未婚夫送給她美國玻璃絲襪的時候說：“這襪子真結實，穿一年都不壞。”郭婉瑩覺得不能容忍，她不能嫁給一個只會和自己談絲襪結實不結實的男人。她不能容忍沒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絕了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扭頭離開成為少奶奶這條道路，尋找人生另外的方向。后來，她在北京發現了燕京大學，她決定要在北京繼續求學。

戴西的家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經歷很接近一個從富裕家庭跑出來的紅色青年，為了理想去親近革命。從來都有這樣的故事發生在優秀的理想主義者身上，他們與為了吃飽飯、為了逃婚、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們只是為了從書本上學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實現而革命的，但戴西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從來不想這樣的大事，她向往著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堅持著自己個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個人在生活中的權利，她就是那樣一個在肩上放著兩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這個從上海自身來到北京的富家小姐，對兒童心理學發生了興趣，她成為了燕京大學心理學系的學生。她從北京帶回來了燕京大學畢業證書和理學學士學位證書。

戴西后來的丈夫吳毓驤，是福州林則徐家的后代，他母親的奶奶，是林則徐的女兒，他出生時，他家已經姓了吳，是清寒的書香門第了。書香門第之人，往往雅致而不實用，像清淡的香煙，氣味醇而微甜，賞心娛人多過提神。吳毓驤，就是這樣。日后吳家的人說起來，都覺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郭婉瑩自己，從來不曾說過這樣的話。

吳毓驤十九歲考上庚子賠款的公費留學生，到清華大學的留美預備部讀書，剛剛好那時候北京爆發了“五四”學生運動，他跟著清華大學的隊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進警察局關了起來。政府覺得他們這些公費生大忘恩負義，而擔心他們在北京只會鬧事，于是提前送這班學生去了美國。吳毓驤被送到麻省理工學院，主修電機工程，輔修工商管理。

吳毓驤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樣，在美國忘記了政治。也許他去游行根本是為了新鮮有趣，而不是政治覺悟。他在麻省畢業時，成了一個不但對一切新鮮流行花樣無師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錦上添花的大師，他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極其有趣的風流倜儻的人，就像能讓許多有閑有趣的女子喜歡把玩的情淡娛人的香煙。

吳毓驤在拒絕了與一個拿著錢只會買胭脂水粉的女人的交往后，同郭婉瑩走到了一起。他們兩個人身上，對于感情，都有著超脫世俗與塵世之外愿望。吳、郭二人的婚姻，都是不把婚姻看成過飲食男女日子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婚姻都有著深深的期望，在這一點上，他們真的是志同道合。他們是那種追求生活以快樂為本的人，對日常生活抱著游戲般的驕傲態度，而且總是執意不肯妥協，也不肯被它壓彎。

然而，郭婉瑩畢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約后面，藏著一些遭負心的傷痛，她愛上的真的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個無法滿足過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兒子中正出生時，郭婉瑩難產，在醫院兩天生不下孩子來，女兒正在家里靜養肺炎，丈夫還是去俱樂部玩牌到深夜回家，這是一個會讓你非常高興、但不會對你負起全部責任的丈夫。

最后，郭婉瑩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磚墻，終于很沒詩意地被挖了出來。在四十年代的一個上海的晚上，郭婉瑩由姐夫——吳毓驤在清華大學留美預備部時代的同學陪著，到一個年輕風流的寡婦家里，把丈夫找了出來，并帶回自己的家。

她從來沒對人說過這件事，沒有說明，沒有抱怨，沒有揭露。這是因為郭婉瑩的體貼，舊式女子的寬容，還是因為郭婉瑩對一個永不靜心的男子的絕望？或者說，她明白自己選了這么一個永遠新鮮的丈夫，就要拿出風箏線的勇敢？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了。

多年之后，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許在歷史的塵埃落定之后，一切都只是過眼的云煙。她選擇了怎么樣的生活，就得承擔什么樣的生活。她選擇了什么樣的男人，就得接受什么樣的婚姻。

在這樣一個男人面前，郭婉瑩依舊做著永安的股東，依舊在上海國際飯店開設了一家錦霓時裝沙龍的工作室。這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女子時裝設計沙龍，用中國的原料設計合適都會婦女穿的長禮服，沒有人知道她們的理想是做出合適中國婦女的現代美服，走出一條不同于當年的巴黎也不同于當年的北平的時尚路線。他依舊在每一個早晨給自己的丈夫做著可口的早餐，就像新婚的早晨一樣，照顧丈夫吃完早餐，給他家的溫暖和女人的柔軟。她依舊學著一些新鮮的玩意，用煤球絲和鐵絲烤出鮮黃酥脆的土司，用鋁鍋和供應面粉做出有圣彼得風味的蛋糕。

摧毀一切的暴風驟雨

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資本家的黃金歲月，經過國內內戰時的混亂，經過1949年前夕去與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鮮的紅旗下舒了一口氣。他們在開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塵埃終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話，在沒有戰爭、沒有潰兵、沒有黑社會敲詐的社會里，會大有前途。就是像郭婉瑩的丈夫這樣愛玩了一輩子的人，也在這時豪情萬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郭婉瑩的丈夫開起同德國做起了醫療器械的生意，并且開了一家屬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來了，郭婉瑩開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們看到許多在上海過著安穩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個小小的混亂的半島上無所適從，香港在五十年代初與上海比起來，就像一個小縣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個講上海話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過的精英階級，他們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繼續自己的生意，但在沒有發展起來的市場上很快一敗涂地。在被當地穿香云紗和木頭拖鞋的潮州人操縱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們輸了最后一根從上海帶來的金條以后，從上海來的時髦小姐們，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廳做了舞女，上海來的驕傲的小開們，也不得不賣掉了剛剛買的美國汽車。而大多數郭家的親戚們，開始迂徒到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

郭婉瑩夫婦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發生的一切，當時他們還在心里慶幸自己的選擇。慶幸自己沒有頭腦發熱，親手毀了自己的生活。像當時大多數留在大陸的資本家一樣，他們對五十年代初清明歡騰的社會抱著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讓郭婉瑩告別一切美好，直面嚴酷而真實的寒冬。1957年，郭婉瑩的丈夫被劃成了右派，關進了監獄。郭婉瑩一個人開回了丈夫丟在公司隨時即將報廢的福特車，從穿著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為現行反革命的判決書，看著所有的家產被沒收，被一一運走，而后，作為反革命的妻子，為丈夫償還欠著國家的14萬人民幣。

替夫還債的郭婉瑩自己也因為資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資本家學習班學習。在學習班里，她第一次學習怎么樣用錘子把大石頭砸成一塊塊的小石頭，送去修路支援國家建設。

文革前夕，郭婉瑩從農場調回了外貿職工業余大學去教英文。

轟轟烈烈的批斗活動早已在業余大學展開，全校都停了課，每天各系老師們都要在一起開長會，每個老師都要發言批判郭婉瑩的罪行，哪怕是從來不認識她的老師，也必須要說些什么。要是不說，就會被認為是和她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話來說。在當時的壓力下，絕大多數人都力圖自保，然后才能想到盡量不傷害別人。那些老師，絕大多數也是這樣軟弱的人。

不過，并非所有的人只是為了表現出自己的清白這樣做，還有的人，是出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對自己平時無法伸張的私心的滿足，而攻擊郭婉瑩。

兩年以后，“文化大革命”開始，郭婉瑩又開始了她清洗女廁所的工作。在許多共產黨女干部的回憶錄里，她們也寫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廁所的往事，帶著被侮辱的憤怒。郭婉瑩非常理解這種憤怒，她以為，清洗廁所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們將你與廁所聯系在一起，與臭的、臟的聯系在一起，井強迫你去做，這才是對人的侮辱。

這個曾經是一個出門有防彈車和保鏢的四小姐，“文革”里天天面對著一幫子指著她鼻子罵“資產階級”的紅衛兵，她依然高傲地仰起下巴，任由別人用口水掃把襲擊她，她沒有低過頭。翻閱她一生的照片，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她的下巴永遠是高高抬起的，任何人，任何時代，都不能打垮她。

將這一頁翻過去

時間就這么不快不慢的翻了過去，當文革結束時，我們無法估量文革的十年以及十年前就已經開始的種種預兆，對于郭婉瑩而言，意味著什么。但是，1976年，文革被郭婉瑩翻了過去。

就像大家撕去了貼在墻上的大字報一樣，用油漆畫在墻上和廣告版的大紅標語消失了，墻上已經露出了被覆蓋前的底色。也許，生活也要開始慢慢顯露出它被掩埋的底色。總之，這一頁，被翻了過去。

整個中國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陳景潤那樣忘情學習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鮮明特點，就是青年對英文馬上表現出來了熱情，不少單位也馬上覺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單位里開設英文補習班。這時的英文，成為熱門學科。而且從此再也沒有低潮，直到現在。

在這一年，郭婉瑩被請到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為所里的專業人員上英文課。這是她第一次被一個公家單位恭敬地邀請去做老師，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對一個好的英文老師的尊敬。這也是她第一次從心里喜歡她的學生們，日后她回憶起來時，總是說，他們是最好的學生，那么聰明，那么勤奮，那么恭敬，對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滿了內心的渴望。

上海開始慢慢恢復了和國外的貿易聯系。最初是上海的工業系統發現自己需要向外國的機械制造商買新型機器，也需要輸出自己生產的工業機械。于是上海地方開始出現了一些直接與外商打交道的機構，很快，他們發現自己的職員看不懂英文的商務信函，也不會寫，常常帶來許多溝通上的麻煩。于是，他們開始尋找四十年前的熟悉這方面業務的上海老人，作為顧問來幫助他們與外國商人聯系。當時，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請到辦公室里，幫助職員們修改英文信，幫助總經理們判斷和談判。郭婉瑩就在這時，被請到咨詢公司，作為商務信函顧問。從她的手里，開始出現了標準的商務信件。后來，被她幫助的年輕職員，也開始可以寫通曉的商業信函了。那時，她不再被人稱為四小姐，也不被人稱為少奶，當然也不是粗魯的直呼其名，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師”，這是一個尊敬的稱呼。

郭婉瑩的子女全部去了海外，他們多次要求郭婉瑩過去與他們同住，這個安靜且堅定的女人拒絕了孩子們的要求，留在了上海。在上海一個沒有暖氣、沒有空調的房間里，默默地過著自己的日子，春去冬來。八十多歲的郭婉瑩，走在路上，從來不讓人扶，上車下車，也不讓人扶，她堅持一個人獨立的生活，她討厭別人照顧自己。她以精致的妝容見人，安詳、體面，干凈。直到她離世的最后時刻。

文革結束的這些年，在海外的那些以前的郭家的世交，紛紛回來找他們的郭四小姐，要她離開給她帶來過災難的中國。她說“我習慣了上海，It’s myhome。”當有海外的那些窺探中國“文革”故事的記者，蓄意描寫郭四小姐的故事時，郭婉瑩不愿意與他們交談，因為他們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當她的子孫，為她遭遇的不公平憤慨時，她選擇了沉默，讓那些往事成為了秘密。對一個經歷坎坷的婦人來說，對別人為自己感到不公的經歷保持沉默，是一個女子極大的自尊。不管生活給與了她什么，她都會高昂著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許，這就是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