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經人員更換，女子十二樂坊已經煥然一新。

時尚的裝束、流行音樂會的燈光、站著拉二胡、搖動身體演奏，是女子十二樂坊演出時的典型特點。

　　3月8日，曾紅極一時的民樂組合“女子十二樂坊”在北京中山音樂堂推出“慶三八華麗音樂會”，也慶祝組合成立10周年。十年歷程，雖然這支中國民樂團體的成員幾經更替，但她們在中國音樂市場上留下了“樂坊現象”的烙印。

　　當晚的演出一如樂坊其他的演出。流行音樂會的燈光和舞美，身著粉紅短裙站立拉二胡的女子排成一排，其余樂手或坐或站，和著節拍搖擺身體。民樂的旋律混合著交響樂、京劇、流行樂等多種形式的音樂，表現著多樣化的獨奏、合奏和重奏。

　　這支民樂團曾以變革性的民樂演奏形式和國際路線的營銷策略，讓中國民樂收獲了世界市場的掌聲。不過，一路走來，他們身邊的爭議也不絕于耳。

　　2000—2003： 形式新穎卻推廣艱難

　　2001年6月，經過一年的籌劃，13名來自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等知名藝術院校的女孩組成了女子十二樂坊，其中一人為二胡替補。這些畢業于中國最負盛名的音樂高等學府的女孩們一改傳統民樂含蓄內斂的演奏風格，使用二胡、古箏、揚琴等中國民族樂器，演奏融合拉丁、爵士樂、搖滾等諸多流行音樂元素的樂曲。

　　同年10月，女子十二樂坊在北京舉辦了第一場專場音樂會——《魅力》音樂會，一種新民樂表現形式出現在舞臺上。

　　2002年2月，樂坊登上了央視春晚的舞臺。“反響特別好，很多人覺得這種形式很新穎。” 女子十二樂坊創辦方、北京世紀新碟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毅剛說。即便如此，她們依然無法引起國內公眾的更多關注。

　　創始人兼大股東王曉京在北京、上海、廣州找了十幾家發行公司想發行專輯，都被拒絕。那時，王曉京投資的錢已經全部花光。在2003年“非典”之前，樂坊更是到了連工資都發不出的窘境。“我們一開始在推廣上存在困難。投資很大，但投資和產出的比例不對，演出收益與投資回報懸殊。”對起步階段的困難，孫毅剛記憶猶新。

　　2003—2006： 國外走紅 國內爭議

　　2003年，經過重新包裝，樂坊在王曉京的帶領下轉戰日本市場，意外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明星。其專輯《奇跡》數周內就售出170萬張，并包攬了當年日本音樂界的所有大獎。象征著日本歌壇最高榮譽的“紅白歌唱大賽”的舞臺上，首次破例容納12個外國人集體演出。對樂坊極度看好的塔本一馬為此辭去了日本華納公司副總裁的職務，成立了“日本Platia株式會社”對樂坊進行專門的包裝與推廣。塔本一馬在樂坊的首張日本專輯上花費了3.5億日元，其中光宣傳費就花了3億日元，這相當于日本市場上一張唱片平均宣傳費用的10倍。“正好那段時間遇上非典時期，我們就在日本呆了兩三個月，打開了市場。”孫毅剛說。

　　隨后，樂坊針對東南亞市場、北美市場乃至歐洲市場的音樂制作與宣傳也迅速展開，如參加北美颶風賑災義演、推出面向歐美市場的專輯《圣誕音樂》等。“2003年到2005年，我們每年大概有10個月在日本、東南亞巡演，每年也會去美國巡演一次。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雖然略顯遜色，但我們演出的時候，下面也總是坐滿了人。”樂坊創始成員周健楠說。

　　用民樂演奏爵士、拉丁，用流行樂的編曲改造傳統民樂，加上少許的電子樂、大量炫技的獨奏等，這種創新并不是每個人都認可。正當女子十二樂坊在國外意氣風發時，國內的一些民樂專家、學者針對其專業水平和演出形式提出了種種質疑。

　　先是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章紅艷表示，女子十二樂坊在演奏會上“公然作假”，嚴重損害了中國音樂藝術的純潔性。之后，二胡演奏家閔惠芬批評說：“藝術不是靠露肚臍眼的美女上陣、蹦蹦跳跳包裝出來的。”二胡獨奏家馬曉暉也說，樂坊的“新”更多還是在形式或包裝上，而真正的藝術不是包裝出來的。笛子演奏家唐俊喬則認為，這樣劍走偏鋒的方式，實際上令本來就不景氣的民樂更加失去方向。一時間，女子十二樂坊四面楚歌。

　　這種爭議實際上伴隨著樂坊的起落。直到今天，專業人士對她們的看法依然不盡相同。

　　“在這個傳媒高度發達、觀眾口味日益多元的時代，民樂正走在十字路口。”中央民族樂團團長席強贊同民樂要創新，但并不認同樂坊的形式。“我認為她們只能叫多種組合的民族器樂演奏。這種民樂表演形式是用流行音樂的創作技法在創作，而不是像傳統民樂如《十面埋伏》那樣，用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表演結構、曲體手法和音樂語匯。”

　　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李光華表示：“女子十二樂坊就是一種演奏形式，民族樂器演奏加電聲伴奏，像流行歌曲一樣適應市場需求，在一定歷史時期有積極作用，例如在中國民樂對外宣傳方面起積極作用。這也因為我們在民樂宣傳方面做得不夠。”

　　對于“假奏”，樂坊創始成員仲寶解釋：“從學習到現在，我們都沒學過如何假奏，也不會假奏。”孫毅剛解釋：“我們用了高科技產品，保證每個人都不會出錯。比如樂手的話筒非常小，在五米以外就看不出來；二胡、琵琶、古箏上都藏著幾厘米的無線話筒；監聽設備也是無線耳機，可以通過耳機給她們節奏。”

　　“形式肯定要注重，就像任何人買商品都要看包裝。”孫毅剛說，“我們所有的音樂，無論是經過改編和原創，都是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打磨推敲的。每首曲子的錄制過程都很艱難，但都經得住考驗。其實站立拉二胡的技術難度更高，因為重心要提高。我們專輯能取得這么好的銷量，也說明做比說更重要。”

　　孫毅剛還提到了樂坊的創作：“音樂創作是立身之本，好比一個歌手要有自己的經典作品。現在，我們有知識產權的以及改編的曲子有約80首。我們找了很多著名作曲家合作，如王小峰、喜多郎、鐘新民。”

　　在樂坊的主創們看來，通過樂坊帶動大家對民樂的關注很難得。“其實通過十二樂坊帶動更多人關注民樂，我覺得是好事。我們賣了700萬張專輯，現在還在演出，并不是沒有市場。”孫毅剛說。隨著樂坊不斷走紅，“芳華十八”“東方天使”等新民樂組合也紛紛出現。

　　“從日本回來后發現國內出現了這么多新民樂組合，很高興。這說明我們讓更多的人關注民樂了。”仲寶說。

　　2007—2010： 成員離散 漸漸沉寂

　　從2007年開始，樂坊沒有再出專輯。媒體上，樂坊的身影也日漸減少，直到“泯然眾人”。2009年、2010年，樂坊又開始漸漸恢復了商演。

　　“我認為有這么幾方面的原因。一是任何事物都沒有永遠的頂峰，樂坊出現這么多年，不再像一開始那么有新鮮感；二是因為以前有日本公司的資金支持，當日本的這家公司因投資其他歌手的專輯失敗而宣布破產后，樂坊缺少了資金的支持，而老板又把精力轉移到其他產業的資本運作上。如果不做新的音樂，就沒有可持續的發展性了。也是因為2007年至2009年公司一直沒有給我們出新專輯，我們幾個成員就想離開，想再奮斗一下。不管能不能成功，至少是努力過。”周健楠說。

　　也有業內人士稱，原因是公司內部產生矛盾，某個高層看到這塊市場很好，拆散了成員，傷了樂坊的元氣。孫毅剛對此反對：“關于出專輯我們做過長期的規劃。前幾年因為樂坊處于上升階段，為了打響這個品牌所以專輯做的比較密集；等她們被熟知以后，我們想多花點時間仔細打磨每一張專輯。我們畢竟是一個團體品牌，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個歌手的層面。日本方面的公司只是被我們授權做樂坊在日本的宣傳和推廣工作。我們所有的專輯都是自己投資做的，有時候就是用我們在其他生意上賺的錢租演出場地。”

　　2010年末，周健楠、張琨、孫源、雷瀅、楊松梅、孫婷宣布退出樂坊。當時王曉京的解釋是：“2008年就有人有退出的想法了，因為年齡大了，結婚的結婚、生孩子的生孩子；加上那段時間演出不是特別多，收入驟減。”

　　“其實早在2005年，成員張爽就因結婚退出了樂坊，隨后詹麗君等幾個人也因為這個原因退出。但這次我們6個人一起退出，肯定不是這個原因。”周健楠說。

　　周健楠六人退出樂坊后組成了新的民樂團“麗樂團”。周健楠不否認和老東家爭奪市場：“競爭變得激烈，是一個好現象。新民樂已經形成了一個市場，這個市場還將越來越成熟。”麗樂團的新專輯已經錄制完畢，正在做后期的策劃推廣工作。音樂制作人就是原女子十二樂坊的音樂總監梁劍鋒。

　　2011：重塑品牌

　　“大換血”后的女子十二樂坊于2009年10月到韓國巡演兼練兵，之后開始了在全國的“城市之旅”專場音樂會。2009年剛進樂坊的孫莉就已參加了上百場的演出。孫莉說：“大家可能覺得樂坊近幾年沒有什么動作，是因為我們發展了新成員，不想拿不成熟的演出來亮相。以后可能不一定會超越樂坊最高峰的時期，但我們也不想讓喜歡我們的樂迷失望，我們希望有更好的改變。”

　　“新舊成員的更替也會影響樂坊。這種民樂流行化的表現形式，要求女孩子年齡不能太大，但熟悉面孔的離開勢必給樂坊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李光華說。

　　“雖然老成員的離開可能帶走一批樂迷，但這個數量和喜歡樂坊的人比起來是很少的，因為我們一直強調的是樂坊這個整體而不是某個人。”孫毅剛表示。

　　“其實，她們現在的演出很多，但都是為企業做商演。就演奏形式來說，她們還遠沒有滿足這個市場，外地很多人還沒有親眼看過這種形式，希望她們去演。”李光華解釋了樂坊的現狀。

　　“我們昨天剛從外地回來，今天演一場，明天錄電視節目，后天趕去武漢演出。平常的商演很多，畢竟我們是能承擔一場專場音樂會的極少數團體之一。”孫毅剛在3月8日的音樂會上對記者表示，“新樂坊除了在表演上力求創新外，更偏重藝術技巧的表達，讓表演形式多樣化。現在我們正在為樂坊10周年打造一張新專輯，雖然現在做專輯并不賺錢，但我們堅持的東西就會一直做下去。”

　　女子十二樂坊興衰的啟示

　　實際上，樂坊的背后有一個完整的商業策略。

　　“我們是職業的音樂制作公司，女子十二樂坊是其中一個投資行為。”孫毅剛說，樂坊的運作模式是商業化的，從舉辦音樂會、錄制專輯，到參加央視春晚等，與流行音樂的運作模式并無二致。在音樂產品的銷售上，采取了與流行音樂類似的營銷方式，比如進行大規模、高投入、積極互動的前期宣傳，音樂演出與銷售積極配合等。“我們的演出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包括為企業慶典做專場演出，由企業冠名演出或做純商業的演出，這些都是經營上的概念。有時候，我們也辦一場演出制成專輯，賣版權盈利。”孫毅剛說。

　　國際化戰略是一招妙棋。“打開初期市場后，王曉京將眼光投向海外，這是一個戰略性的遠見。在民族器樂的大本營推廣一支新型的民樂組合畢竟存在著種種困難，而在與中國文化聯系密切的東亞則可能激發出巨大的需求。”著名樂評人金兆鈞說。

　　周健楠對此表示認同：“印度音樂是最先走向國際市場的。但如果它局限在印度演奏傳統音樂，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影響那么大。我們做的工作是讓傳統音樂‘走出去’，跟西方音樂的流行元素結合在一塊，讓大家都能接受。受眾群擴大了以后民樂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符合商業規律的文化產業運作也很重要。“運作之初，王曉京采用了項目股份投資制，這在目前的文化產業中還不多見。選用年輕的女樂手，而不急于吸納名家、利用名家效應，我認為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面對非常可能的市場風險。”金兆鈞分析，“最快的速度組建，最快的速度成形，最快的速度投向市場，而不是四平八穩、精雕細琢，這似乎與藝術生產的規律相悖。但市場如戰場，商機如戰機，戰線拉長往往造成成本劇增、市場失落。開拓時期的文化產業一定要考慮到‘跑馬占地’，即對各種資源先入為主地占有。”

　　“假如要對女子十二樂坊提出質疑，就是到目前為止，她們的音樂本身的質量還沒有達到精品的水平。因此，國內民族器樂界人士大抵只承認樂坊商業上的成功，而不滿意其在音樂上的作為。大量的商演可能使她們沒有時間精進技藝，久而久之演奏能力也會下降。”李光華說，“繼女子十二樂坊之后，出現了不少民樂組合，為什么又很快消失了？因為她們的創作理念沒有超越。女子十二樂坊還是有些創作，但也需要開辟新的道路，不能總靠以前的東西。總按一個套路走就會使大家失去新鮮感。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說，只有出精品才能走得更遠。創作現在應該成為女子十二樂坊進一步發展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