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郁達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詩人汪靜之撰文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文中說王映霞曾經在武漢為戴笠打過胎。

　　汪靜之與郁達夫在1922年夏參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紀念會上一見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師范時的同學，兩家由此來往密切相交甚篤。據汪靜之回憶，1938年春夏間他與家人到武昌避難，當時達夫也全家在武昌，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臺兒莊大捷后，郁達夫隨政府慰勞團到前線勞軍，有一天王映霞對符竹因說：“我肚里有了，抗戰(zhàn)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yī)院里請醫(yī)生打掉。醫(yī)生說：‘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請靜之陪我到醫(yī)院去，裝做我的男人，醫(y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聽了滿口應承，吩咐汪靜之陪王映霞過江到漢口一家私人開的小醫(yī)院里作了流產手術。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郁達夫家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汪看見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郁飛滿臉愁容，就問他為什么不高興?孩子說昨夜媽媽沒有回來，王映霞的母親也對汪靜之說王映霞昨夜被一輛小轎車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靜之再去探望，卻見王映霞一臉的興奮和幸福，對汪大談戴笠的花園洋房是如何富麗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羨慕向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歸宿的原因了，也聯想到她為什么要在郁達夫外出時去打胎。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說：“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為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后，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

　　后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郁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郁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于替郁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于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郁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兼之郁達夫生前對戴笠的懷疑，汪的回憶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xiāng)，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郁、戴還是前后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xiāng)同學關系的，這層關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fā)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郁達夫記中。當時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將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并且還是“又送”，可見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據史料記載，抗戰(zhàn)爆發(fā)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別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戴笠其人，據其朋友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郁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機接近王映霞。

　　郁達夫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郁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郁達夫“移家杭州之后，適戴笠來杭養(yǎng)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yōu)厚，而達夫則憚于應酬，因此動南游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說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贊盛治，深以為幸。”郁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并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郁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郁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郁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只能是王映霞，郁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

　　發(fā)現王映霞與戴笠的奸情后，郁達夫憤怒已極，而王映霞卻無所謂，干脆不辭而別，郁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曬的紗衫還掛在那兒，郁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并成詩一首：

　　　　　　　鳳去臺空夜?jié)u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侯門”當指戴笠的府邸，對它郁達夫只能是“更斷腸”。但郁達夫也有辦法，他在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啟事，使得王映霞顏面盡失，肝腸寸斷。于是戴笠通過中間人來做郁達夫的工作，郁達夫又在報上登出：“道歉啟事”，王映霞寫了一紙“悔過書”，雙方于是言歸于好。這時武漢局勢吃緊，郁達夫答應了新加坡星州日報之聘，帶著王映霞遠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難舍遠方的情人，天天與郁達夫吵架。郁達夫忍無可忍，便將“毀家詩記”寄到香港的《大風旬刊》發(fā)表。內容包括兩年來郁、王婚姻觸礁的點點滴滴。用十九首詩和一闋詞，事無巨細全部記錄了下來，并加以注釋，用詞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掃地，氣得七竅生煙。一連寫了幾封信寄到《大風旬刊》，大罵郁達夫是“欺膝世人的無賴文人”、“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瘋狂兼變態(tài)的小人。”于是互揭瘡疤、形同分水、冷戰(zhàn)分居，最后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聞。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國。經香港飛往戰(zhàn)時首都重慶，郁、王兩人在新加坡、香港、重慶分別刊出離婚啟事。

　　王映霞走后，郁達夫冷靜下來，對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詩為證：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

　　　　　　　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

　　　　　　　縱無七子為衷社，尚有三春各戀暉；

　　　　　　　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zhèn)�幾時歸。

　　郁達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動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無法挽回了。

　　后來郁達夫在新加坡與廣播電臺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長大，暨南大學文科畢業(yè)。中英文造詣均佳，具有非凡的語言天才，銀鈴般的聲音令人著迷。然而由于郁達夫兒子的堅決反對，兩人未能成婚。

　　不久，日本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戰(zhàn)火迫近新加坡。郁達夫輾轉逃到印尼，娶了華僑少女何麗有為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后，郁達夫無緣無故地被人誘出殺害，尸骨無存，終年49歲。后來謠傳又起，給郁達夫加上了一條為日本憲兵隊任翻譯的漢奸罪名。至今郁達夫之死，仍然是個迷，好事者猜測，多半是戴笠的軍統趁亂世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