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過很多地方的橋,
看過許多次數的云,
喝過許多種類的酒,
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沈從文
1928年,上海,中國公學。
大學部一年級的現代文學課上,一個年輕的教師站在學生們面前,說不出一句話,在這樣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過身,提筆在黑板上寫:“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學生們善意地笑了,寬容了他的驚惶。
他便是沈從文。
他是詩人徐志摩推薦來的,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接納了他。這個從湘西大山里走出來的年輕人,行伍出身,只有一張小學畢業文憑,卻被聘為大學講師,這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
他唯一的憑借,便是才華。
他的學生里有一位十八歲的少女,極其清秀美麗,是蘇州樂益女子中學校長張冀牗的三小姐,公認的中國公學;。
她便是張兆和。
張兆和出身名門,曾祖父張樹聲歷任兩廣總督和代理直隸總督,父親張冀牗獨資創辦了樂益女中。在合肥老家,張家有萬頃良田,光是收租就能收十萬擔。張冀牗擔心久居合肥會讓子女沾染世家子弟奢華的積習,遂舉家搬遷到上海,爾后,又遷居到了蘇州,從此在這婉約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來,成為蘇州城里的“名門”。
張兆和還有三個姐妹,分別是嫁給了昆曲名家顧傳玠的大姐元和,嫁給了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的二姐允和,和嫁給著名漢學家傅漢思的四妹充和。張家的四朵姐妹花都是大家閨秀,相貌秀美、知書達理,而且精通昆曲。小說《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鵑曾說“張氏四蘭,名聞蘭苑”,文學家葉圣陶也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張兆和與沈從文
張兆和與沈從文,一個生長在富饒秀麗的江南古城,溫柔富貴鄉里長大的名門閨秀;一個來自蠻荒之地的湘西山間,是曾參軍,憑著一股熱情闖入都會的清貧男子。他們全然是兩個世界的人,然而,奇妙的緣分將兩個人聯系在了一起。
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愛戀來得默然,卻是一發不可收拾,寫給她的情書一封接一封,延綿不絕地表達著心中的傾慕。
他寫道:“我曾做過可笑的努力,極力去和別的人要好,等到別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隸時我才明白,我不是一個首領,用不著別的女人用奴隸的心來服侍我,但我卻愿意做奴隸,獻上自己的心,給我愛的人。我說我很頑固地愛你,這種話到現在還不能用別的話來代替,就因為這是我的奴性。”
他還寫道:“三三,莫生我的氣,許我在夢里,用嘴吻你的腳。我的自卑,是覺得如一個奴隸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腳,也近于十分褻瀆了你的美麗。”
在信中,沈從文毫不掩飾地將自己擺在了一個奴隸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愛著張兆和,把她當做頂禮膜拜的女神。
一個男子愛一個少女到這種程度,有時都叫人忍不住懷疑,他究竟是愛那個叫“三三”的姑娘,還是愛著他自己心中構建出的“女神”幻影。
沈從文的情書如狂風暴雨一般,攜著不顧一切的勇氣和熱情向張兆和席卷而來,那些信,幾乎封封都能當做美文來讀。這讓人聯想起了徐志摩,那個推薦沈從文來中國公學的詩人,他也曾寫下無數詩句,那首《再別康橋》成了流傳于世的名篇。他也像沈從文一樣,將一顆心都融化在那些詩里,雙手捧著敬獻給他熱戀的女神林徽因。
可是,他們都被拒絕了。
張兆和對沈從文很冷淡,他的信,她幾乎一封也沒回過。
后人評說,這是因著“女神”們與生俱來的理性,然而,她們那時都還只是少女,恐怕還未必那樣清醒明白。
不過,哪怕從少女的心思去揣摩,誰會愛上一個在自己面前全無自尊的男子呢?更多時候,少女們會因為崇拜而愛上一個人吧,那是個仰慕英雄的年齡階段。
沈從文那時出版了很多小說,已經有了一些名氣,人也生得清秀斯文,他全然可以借著教師的名義,去接近張兆和,比如替她修改幾次作業,或者扯上幾個文學話題,在她面前侃侃而談,顯示自己淵博的學識。
又或者,他可以耐心地傾聽,始終微笑著,讓她沉浸在他的“懂得”里。胡蘭成就是這么做的,也許,很快,少女張兆和也會像張愛玲一樣愛上他。
可是,沈從文并不是胡蘭成,他去世的時候,張家四姐充和為他寫挽聯,形容他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充和是了解他的,他確實就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他的愛澄澈極了,全然不涉心機與手段,他就那樣單純地全無保留地將自己獻給了她。
這件事在整個中國公學討論得沸沸揚揚,給張兆和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作為一個大家閨秀,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這樣的桃色新聞里。于是,她帶著沈從文的一沓子情書去見了胡適校長。
沒想到,胡適并不站在她這方,反而大力夸獎沈從文的天才,說他是中國小說家中最有希望的。
胡適這話并不算夸張,沈從文并沒受過多少教育,他自學成才,寫小說很大程度上來自天賦。就如胡適預見的,后來,他憑著一部《邊城》成了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
胡適對張兆和說:“他頑固地愛著你。”
張兆和的回答倔強而驕傲,她說:“我頑固地不愛他。”
這場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之后胡適寫信給沈從文:“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不要讓一個小女子夸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可是,胡適的勸導沒能改變什么,沈從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寫著信。
1930年,沈從文離開上海,赴青島大學任教,他的情書從上海寫到了青島。也許是那海濱城市比上海寧和,他的信也變得端然靜好起來。
“我希望我能學做一個男子,愛你卻不再來麻煩你。我愛你一天總是要認真生活一天,也極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為著這個世界上有我永遠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實做個人的。”
沈從文的態度轉變了,他不再尋死覓活,于是,張兆和的態度也有了些微妙的變化。
她在日記中寫:“自己到如此地步,還處處為人著想,我雖不覺得他可愛,但這一片心腸總是可憐可敬的了。”
她想到沈從文居然守候了這么久,堅持不懈地寫了這么多信,更何況,信寫得那樣好。當他用溫暖莊重的方式表達他的深情時,她“頑固不愛”的心有了動搖。
如此一晃便是四年。
1933年暑假,張兆和從中國公學畢業了,回到蘇州,沈從文便從青島來到蘇州九如巷張家探訪。
那天,張兆和正好去圖書館看書了,沈從文以為是張兆和避而不見,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二姐允和出來了,問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個寫了許多情書的沈從文。允和邀他進門坐坐,他卻執意走了。
也許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動了允和,張兆和回來的時候,允和便要她去旅館看望沈從文,允和對兆和說:“你去了就說,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請你來玩玩。”
于是,張兆和去了,站在旅館門外,老老實實地將姐姐的話一字不落背出來:“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來玩!”說完便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兩人一起回了張家。
沈從文是有備而來的,帶了一大包禮物送兆和,全是英譯精裝本的俄國小說。有托爾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著作,這些都是托巴金選購的,其中還有一對書夾,上面有兩只有趣的長嘴鳥。為了買這些禮物,他賣了一本書的版權。兆和也極有教養,她覺得禮物太貴重,便退了大部分書,只收下《父與子》與《獵人日記》。
張家的姐妹對沈從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還從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錢中拿出錢來買瓶汽水,沈從文大為感動,當下許五弟:‘我寫些故事給你讀。’后來寫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給張小五’字樣”。
沈從文的感動叫人微微心酸,不過是一瓶汽水,他卻是這樣受寵若驚,銘刻于心。
也許,就像錢鍾書的那篇有名的《貓》中影射的,“他在本鄉落草做過土匪,后來又吃糧當兵,其作品給讀者野蠻的印象;他現在名滿天下,總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還覺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從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然而,“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卻是事實,并非他的敏感所致。
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時候,清華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錚(即詩人穆旦)說:“沈從文這樣的人到聯大來教書,就是楊振聲這樣沒有眼光的人引薦的。”
國學名家劉文典更是公開表示輕蔑,據說在討論沈從文晉升教授職稱的會議上,他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晌也唤o沈從文四毛錢!”還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對一起同行的學生說:“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警報,他替誰跑?”
這還是發生在沈從文成名之后,成名了尚且如此,成名前的處境可想而知。那時,沈從文剛從湘西來到北京,向北京各大雜志和報紙的副刊投稿,當時《晨報副鐫》的編輯在一次聚會上,將他投寄該刊的十數篇文章連成一個長條,攤開當眾奚落說:“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隨后把文章揉成一團,扔進了紙簍。
行伍出身的沈從文曾受過“科班出身”的知識分子的諸多冷落,可以想象,當他拜訪門第高華的張家時,懷著怎樣一種忐忑的心情,所以,當他聽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張兆和避而不見,是心里潛藏的自卑讓他有了這樣的想法,當允和請他進門坐坐的時候,他也連忙推辭,匆匆離開。
他擔憂高貴的張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個炎熱的夏天,那瓶冰涼透徹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憶,因為那意味著他在張家受到了歡迎。
從那以后,沈從文和張兆和的關系有了質的變化,四年的時光如水,“頑固愛著”的沈從文終于打動了“頑固不愛”的“三三”的心。
沈從文又請二姐允和去征詢張父的意見,并向兆和說:“如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父是極開明的人,他向來主張自由戀愛,曾說“兒女婚事,他們自理,與我無干”,所以他欣然認可了沈從文。
于是,允和給沈從文發了一封電報,只一個“允”字,既是她的名字,又表達了意思,被后人稱作“半個字的電報”。
兆和還擔心沈從文看不懂,又拍了一封:“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成婚。
婚后,張兆和隨沈從文去了青島,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時光里,沈從文的創作力也得到了極大的迸發,著名的《邊城》就寫在那段時間,小說中那“黑而俏麗”的翠翠,便是以張兆和為原型寫的,張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膚微黑,在中國公學被叫做“黑鳳”。
因為母親生病,沈從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為張兆和寫了許多情書,張兆和也愉快地回了。往來書信后來匯集出版了,就是《湘行書簡》。
《湘行書簡》完全可當做優美的散文集來讀,信中沈從文叫張兆和“三三”,而張兆和叫他“二哥”。
張兆和擔心著:“長沙的風是不是也會這么不憐憫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塊冰?為了這風,我很發愁,就因為我自己這時坐在溫暖的屋子里,有了風,還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從文安慰她說:“三三,乖一點,放心,我一切好!我一個人在船上,看什么總想到你。”
兩人的信用清麗的語言表達著綿綿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截然而止,該多好。童話里,那些歷盡艱難的王子最后終于娶到了美麗的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這不是一個童話。
三年后,抗戰爆發了。
1938年,沈從文離開了北京,去了西南聯大任教,因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顧,張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離的日子里,他依舊給她寫著信,她也依舊回著,這時期的書信后來匯編成了《飄零書簡》,然而,《飄零書簡》早已不復當年的《湘行書簡》。
在張兆和的信里,柴米油鹽的瑣事成了寫信的主題,沈從文與張兆和結婚后,兩個人都不善理財,家中沒有多少積蓄,留在北京的張兆和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很困難,于是,她開始說沈從文過去不知節儉,“打腫了臉裝胖子”,“不是紳士而冒充紳士”。
而在沈從文的信里卻充滿著對感情的疑慮與猜疑,他認為,張兆和有多次離開北京去與他相會的機會,但總是“遷延游移”,故意錯過,他懷疑張兆和不愛他,不愿意與他一起生活,設法避開他。他甚至告訴張兆和:她“永遠是一個自由人”。
面對困窘的生活,面對紛飛的戰火,童話也褪了色,優美詩意終究敵不過柴米油鹽,徒留下一片現實的蒼白。
在《飄零書簡》里,“三三”走下了神壇,其實她也根本無意做個“女神”,她不過是個尋常女子,拖著兩個孩子,獨立面對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從文卻無法接受這樣的一個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騰起,將她的家常抱怨歸結為移情別戀,所以他急匆匆地寫信告訴兆和,如果她愛上別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樣的不自信,覺得與其讓她來告訴他,她愛上了別人,不如自己搶先一步說了,還能保全一個風度和體面。
他的誤解讓張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來信說那種廢話,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愛聽,以后不許你講。……此后再寫那樣的話我不回你信了。”
也許張兆和這一生都不曾體會過沈從文的自卑。
建國后,沈從文被郭沫若批為“桃紅色文藝”“反動”,世態炎涼又一次在他們面前呈現,艱難的生活加上眾人的冷眼,張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為什么沈從文不積極向上,不向新中國靠攏。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從文的心中有著怎樣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經不再是當年中國公學里的那個女學生,不再是九如巷張家那個明媚的少女,她已經是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要面對柴米油鹽,盤點一家人的生計,從小衣食無憂讓她忍不住對現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責。
可是沈從文做不到轉變,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還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責備加上世俗的批判這雙重壓力下,他幾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張兆和曾寫過一段話——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太晚了!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經走了,她永遠也沒法重頭來過了。
二姐允和回憶她去看望沈從文——
“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并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
這事過了沒多久,沈從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愛著張兆和,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傷心又快樂,為她的一個笑容、一句贊賞“歡喜得要飛到半空中”,為她的一次生氣、一個抱怨而陷入無窮的苦惱里,甚至想去輕生。
他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終于,他還是回到了故鄉,歸葬在了湘西靈秀的山水里。
他墳地的對面是一片懸崖,崖上蓬勃生長著大叢的虎耳草,《邊城》里的翠翠,只有在夢中才能摘到。他愛過的“那個正當年的人”,便似那懸崖上的虎耳草,這一生他沒有摘到,于是,他將生生世世守望她。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