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文人若想一舉成就文名，男性多半要靠實力，比如自身的政治經濟資本、思想資本，外加不錯的文筆，等等，而女性除了這些，還有一個利器，就是自身的美貌，“美女作家”無疑是文壇的一道靚麗風景線，也是她們賴以成名、屢試不爽的百年老字號。

　　然而，歷史上卻有一個女性文人，在成名之前，即對“美女作家”的招牌表示出了極度的反感，她說：“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這個女人就是李清照。趙炎以為，李清照筆下的這個“富貴”，絕非指的是物質，而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壇討一口飯吃，那是巴爾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來的骯臟勾當，李清照顯然是不屑為之的。

　　李清照在成名之前，曾經有過兩個坎，其中任何一個坎都足夠她喝一壺的，如果邁不過去，中國文學史上就會少一個才女的豐碑，而多一個身世可憐的普通女子而已。

李清照

　　第一道坎來自于朝廷。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臺，便倒行逆施起來。1102年(崇寧元年)夏五月，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籍為“元奸黨”。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宋史》)，為蘇門后四學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充軍廣西象郡。1104年(崇寧三年)詔御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按照李清照的年譜來看，1104年，她大概是21歲，也是與趙明誠婚后的第四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李清照的日子卻并不好過，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一旦被“遣送”，她就成了罪犯家屬，以后的生活恐怕只能用屈辱來預測了。

　　正如她在1103年所寫的“花自飄零水自流”那樣，一朵飄零的落花，跌進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際遇，難以自主的命運，幾似讖語。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狀態下，她也沒有想過用“美女作家”的招牌為自己加分，以討好酷愛文藝的當權者。

　　好在李清照嫁了個好老公，幫助她邁過了這道坎。老公趙明誠很愛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這位在太學讀研或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讓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不走，才有機會翻盤。

　　第二道坎來自于文壇的現實。她能崛起于北宋詞林，實在是個異數。

　　李清照在《詞論》開頭處先講述了一個故事：“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愿與座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闕，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

　　這位突兀而來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滿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在趙炎看來，其實就是她自己憑實力而不是憑色相震驚京師、征服文壇的生動寫照。當這位小女子由家鄉山東濟南來到開封的時候，詞壇好比那曲江進士宴，無人把她放在眼里。

　　其時，有宋文壇巨星璀璨，柳永、宋祁、晏殊、歐陽修、蘇軾、張子野、晏幾道、秦觀、黃庭堅，等等等等，無不詞藻紛出，華章迭起，一闕歌罷，滿城傳寫。凡歌場舞榭，盛會宴集，三瓦兩舍，游樂醵聚，或嘯，或歌，或唱，或賦，非蘇即柳，不是“大江東去”，就是“曉風殘月”，詞家鶯鶯燕燕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為之喧鬧嘈雜，風光悉為須眉奪去，風流盡在男性世界。

　　李清照不能不煞費躊躇了，第一，要面對著性別歧視的詞壇。第二，或許是最主要的，來晚了的她，發現這桌文學的盛宴，已沒有她的一席之地。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壇那張桌子旁，擠進去一張椅子。但是，她沒有那樣做，趙炎揣度她大概認為那樣做很下作。盡管有關她的生平記載，缺乏細節描寫，更無繪聲繪色之筆墨，但從她那篇藐視一切、睥睨名家的《詞論》推斷，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堅決不靠“美女作家”的招牌成名，不寫也則罷了，既要寫，必定驚世駭俗，出神入化，讓開封城大吃—驚。

　　果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飛鴻掠影，石破天驚，一闋《如夢令》讓“當時文士莫不擊節贊賞”(明人蔣一葵《堯山堂外記》)。阮閱《詩話總龜》后集《麗人門》云：“近時（1105年）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

　　能夠不靠“美女作家”招牌而成名的女人，前有李清照，后有張愛玲，她們的傳世之作，無一不精彩，無一不出色，她們是中國女性文人中最為熠熠發光的兩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