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海外的許多知識分子，或許是霧里看花的原因，有許多人都對“文革”抱著贊賞的態度，不論是科學家楊振寧還是歷史學家何炳棣，都曾有這般迷思。后來有兩本書對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較有幫助，一本是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另一本則是鄭念寫的紀實小說《上海生死劫》。這兩本書在海外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許多人就是從這兩本書中認識到了當時極權統治下人們的生活狀態。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學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后升入燕京大學，而后留學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并與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的鄭康琪結婚。

　　隨著抗戰的爆發，兩人回到中國，其夫任職于國民政府外交部，后來被派到澳大利亞，他們在澳大利亞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臨留在大陸還是去臺灣這一選擇時，他們選擇了留下，鄭康琪后來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經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鄭念任經理助理，協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來，“文革”爆發，鄭念因其留學英國、丈夫曾是國民黨高官及服務于“帝國主義”的公司的經歷而遭非難，致其長達六年的牢獄之災，她的女兒則遭到造反派紅衛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隨著“文革”的結束及社會的日益開放，鄭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國探親，最終定居美國。

　　《上海生死劫》就是鄭念在美國以其1966年到1980年這一特殊時期的經歷為題材寫成的紀實小說，其內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憶來敘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憶錄。這本書對那個荒謬年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無處不在的告密現象等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自由與平等的消逝

　　說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論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統治下的民眾，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憲法。而那個時代恰恰是無法無天的時代。

　　在這本書中，當鄭念面臨抄家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是憲法。她寫道：

　　雖然我認為這是白費力氣，毫無用處，但我仍舉起那本《憲法》，心平氣和地說：“你們沒有搜查證就隨便闖入私人宅第，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那青年一把奪去我手中的《憲法》，把它扔在地上，氣洶洶地說：“這憲法已作廢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修改憲法。”我說。

　　“我們已把它作廢了。你打算怎樣？”那青年說。

　　當政策與語錄凌駕于憲法之上的時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會導致平等的災難。因為沒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義。沒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選擇性平等。

　　一個人可能因為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兒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權利，而唯有根正苗紅的貧苦大眾才可以擁有這種權利。書中寫道：

　　女兒曼萍，是個可愛聰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長的，因此她并不意識到，一個像她這樣教養極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這個提倡平等的社會恰恰就是她這種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與他人一視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個童年時代，就常因為家庭出身而遇到種種麻煩。比如她想進一個質量高一點的中學，那她的入學考試成績，就必須在八十分以上，而工農出身的學生，六十分就可入學了。……以后，她屢遭這種區別對待。每每這時，她總是自感負罪，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

　　極權統治與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導致人人自危。這樣人人都成了受害者與施害者。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信任，不敢說真心話。對于天高皇帝遠的暴君專制而言，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統治更加令人恐怖，因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時刻，要時刻繃緊階級斗爭這個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該信任誰，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說中，鄭念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列在櫥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畫像，因此當人們在商業區行走時，似乎有成百雙毛的眼睛在盯著他們。”

　　這一“老大哥在盯著你”的描述不僅讓人再次想到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還是亞里士多德說的好：“文學比歷史更加真實。”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狀態下，監視與告密也就層出不窮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論與鄭念同在監獄的獄友，還是她出獄時來跟她學英語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鄰居與保姆，都在時刻監視著她，并時不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這種隱私自由為零的狀態很容易使人崩潰，這也可以解釋“文革”中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這種不論在獄中還是在家中都遭受嚴密監視的狀態，迫使鄭念做出了離開中國的最終決定。她回憶道：“看來我人雖然出來了，但還是在受監視，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長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獨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個念頭：離開中國為上策。唯有這樣，才能徹底擺脫政治上那種陰沉攫人，提心吊膽之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

　　應該說鄭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黃苗子與聶紺弩、馮亦代與章伯鈞、英若誠的經歷等等，都是歷史中真實發生過的一幕。許多知識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寫了控訴那個時代的文章，說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實，但僅僅有控訴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反思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的罪惡。

　　或許鄭念是基督徒的緣故，鄭念在小說中不僅有控訴，更有反思，這種反思表現了鄭念對幽暗人性的深刻認識，她曾寫道：

　　能否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潛藏著一種天賦的毀滅狂？我們所披著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擊的，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潛伏著一種獸性，假若我還年輕，工人階級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這是正確的，那我會不會同他們一樣行動？

　　在這里，鄭念反求諸己，表達了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觀點。或許在極權統治下，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個平庸的邪惡導致了集體災難的降臨。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或許這種每個人所有的“平庸的惡”才是極權主義起源的人性基礎。鄭念的這本書也為此做了一個有力的注腳。

　　后悔與無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經歷“文革”劫難之后，大多會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設。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陸，那自己的人生又會怎么樣呢？多數知識分子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把自己的行為跟愛國聯系在一起，并對自己在1949年的選擇表示不后悔。

　　與這些知識分子不同，鄭念是明確表示自己后悔的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鄭念有些像陳寅恪，陳寅恪就曾在詩中對自己的選擇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兒曼萍的死訊，鄭念曾自責道：“一九四九年把她從香港帶到上海而自責。我責問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關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書，卻還看不到個人崇拜之國的本質？”

　　鄭念還寫到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婦。“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訴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兒子也無前途。一九四九年我們原可以離開的，不是嗎？我們留在這里都是傻瓜。”

　　鄭念及其朋友對自己選擇所表達的后悔，表現了她的誠實。許多知識分子用愛國的言辭來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難道離開的人就不愛國嗎？書中曾寫到她其離開祖國時的感受：“讓我心撕肺裂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著效忠祖國。”在此書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對中國的種種關注。這一切無不體現鄭念的愛國精神。

　　或許他們對于愛國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陳寅恪、鄭念看來，愛國的前提應該是國家愛護我們。一個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發起人們對它的熱愛呢？對于這樣沒有人權的地方，最好的選擇恰如《詩經》所言：“逝將去汝，適彼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