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海外的許多知識分子,或許是霧里看花的原因,有許多人都對“文革”抱著贊賞的態度,不論是科學家楊振寧還是歷史學家何炳棣,都曾有這般迷思。后來有兩本書對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較有幫助,一本是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另一本則是鄭念寫的紀實小說《上海生死劫》。這兩本書在海外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許多人就是從這兩本書中認識到了當時極權統治下人們的生活狀態。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學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后升入燕京大學,而后留學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并與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的鄭康琪結婚。
隨著抗戰的爆發,兩人回到中國,其夫任職于國民政府外交部,后來被派到澳大利亞,他們在澳大利亞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臨留在大陸還是去臺灣這一選擇時,他們選擇了留下,鄭康琪后來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經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鄭念任經理助理,協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來,“文革”爆發,鄭念因其留學英國、丈夫曾是國民黨高官及服務于“帝國主義”的公司的經歷而遭非難,致其長達六年的牢獄之災,她的女兒則遭到造反派紅衛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隨著“文革”的結束及社會的日益開放,鄭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國探親,最終定居美國。
《上海生死劫》就是鄭念在美國以其1966年到1980年這一特殊時期的經歷為題材寫成的紀實小說,其內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憶來敘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憶錄。這本書對那個荒謬年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無處不在的告密現象等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自由與平等的消逝
說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論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統治下的民眾,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憲法。而那個時代恰恰是無法無天的時代。
在這本書中,當鄭念面臨抄家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是憲法。她寫道:
雖然我認為這是白費力氣,毫無用處,但我仍舉起那本《憲法》,心平氣和地說:“你們沒有搜查證就隨便闖入私人宅第,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那青年一把奪去我手中的《憲法》,把它扔在地上,氣洶洶地說:“這憲法已作廢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修改憲法。”我說。
“我們已把它作廢了。你打算怎樣?”那青年說。
當政策與語錄凌駕于憲法之上的時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會導致平等的災難。因為沒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義。沒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選擇性平等。
一個人可能因為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兒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權利,而唯有根正苗紅的貧苦大眾才可以擁有這種權利。書中寫道:
女兒曼萍,是個可愛聰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長的,因此她并不意識到,一個像她這樣教養極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這個提倡平等的社會恰恰就是她這種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與他人一視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個童年時代,就常因為家庭出身而遇到種種麻煩。比如她想進一個質量高一點的中學,那她的入學考試成績,就必須在八十分以上,而工農出身的學生,六十分就可入學了。……以后,她屢遭這種區別對待。每每這時,她總是自感負罪,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
極權統治與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導致人人自危。這樣人人都成了受害者與施害者。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信任,不敢說真心話。對于天高皇帝遠的暴君專制而言,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統治更加令人恐怖,因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時刻,要時刻繃緊階級斗爭這個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該信任誰,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說中,鄭念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列在櫥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畫像,因此當人們在商業區行走時,似乎有成百雙毛的眼睛在盯著他們。”
這一“老大哥在盯著你”的描述不僅讓人再次想到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還是亞里士多德說的好:“文學比歷史更加真實。”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狀態下,監視與告密也就層出不窮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論與鄭念同在監獄的獄友,還是她出獄時來跟她學英語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鄰居與保姆,都在時刻監視著她,并時不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這種隱私自由為零的狀態很容易使人崩潰,這也可以解釋“文革”中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這種不論在獄中還是在家中都遭受嚴密監視的狀態,迫使鄭念做出了離開中國的最終決定。她回憶道:“看來我人雖然出來了,但還是在受監視,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長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獨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個念頭:離開中國為上策。唯有這樣,才能徹底擺脫政治上那種陰沉攫人,提心吊膽之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
應該說鄭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黃苗子與聶紺弩、馮亦代與章伯鈞、英若誠的經歷等等,都是歷史中真實發生過的一幕。許多知識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寫了控訴那個時代的文章,說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實,但僅僅有控訴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反思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的罪惡。
或許鄭念是基督徒的緣故,鄭念在小說中不僅有控訴,更有反思,這種反思表現了鄭念對幽暗人性的深刻認識,她曾寫道:
能否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潛藏著一種天賦的毀滅狂?我們所披著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擊的,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潛伏著一種獸性,假若我還年輕,工人階級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這是正確的,那我會不會同他們一樣行動?
在這里,鄭念反求諸己,表達了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觀點。或許在極權統治下,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個平庸的邪惡導致了集體災難的降臨。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或許這種每個人所有的“平庸的惡”才是極權主義起源的人性基礎。鄭念的這本書也為此做了一個有力的注腳。
后悔與無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經歷“文革”劫難之后,大多會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設。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陸,那自己的人生又會怎么樣呢?多數知識分子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把自己的行為跟愛國聯系在一起,并對自己在1949年的選擇表示不后悔。
與這些知識分子不同,鄭念是明確表示自己后悔的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鄭念有些像陳寅恪,陳寅恪就曾在詩中對自己的選擇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兒曼萍的死訊,鄭念曾自責道:“一九四九年把她從香港帶到上海而自責。我責問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關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書,卻還看不到個人崇拜之國的本質?”
鄭念還寫到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婦。“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訴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兒子也無前途。一九四九年我們原可以離開的,不是嗎?我們留在這里都是傻瓜。”
鄭念及其朋友對自己選擇所表達的后悔,表現了她的誠實。許多知識分子用愛國的言辭來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難道離開的人就不愛國嗎?書中曾寫到她其離開祖國時的感受:“讓我心撕肺裂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著效忠祖國。”在此書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對中國的種種關注。這一切無不體現鄭念的愛國精神。
或許他們對于愛國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陳寅恪、鄭念看來,愛國的前提應該是國家愛護我們。一個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發起人們對它的熱愛呢?對于這樣沒有人權的地方,最好的選擇恰如《詩經》所言:“逝將去汝,適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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