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男女平權”的思想來源于“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她認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樣的平等權利,而且堪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提出了把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起來的深刻命題。
1907年7月15日凌晨,天還未放亮,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時刻。管牢的禁婆打開了浙江山陰縣監獄的單人牢房,一大群持槍的清兵涌了進來。憔悴的秋瑾整理了一下凌亂的頭發,刑架兵給她戴上粗重的鐵鐐,將她的雙手反綁在背后。
大批舉著火把的士兵簇擁著秋瑾,走到一公里外的古軒亭口。火光把陰森的刑場照得通明。五花大綁的秋瑾被處以斬刑,得年31歲。
從7月13日下午被捕,到7月15日清晨被處死,僅僅相隔3天。秋瑾被害后,民間輿論群起抨擊浙江官府處理秋瑾案的種種野蠻行徑。“法制社會要求實現立憲”“以憲政精神抨擊就地正法”等各階層輿論的攻擊,令清政府狼狽不堪,幾無還手之力。
僅4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響遍武昌城頭。
加入同盟會
秋瑾的革命之路,與許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發,來自于對自己婚姻的不滿。”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委理事、《秋瑾傳》作者吳先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秋瑾照片
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嶺。
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鈞用錢捐了個戶部主事的小京官,帶著秋瑾去北京赴任。他們的鄰居是一位頗負文名且思想進步的女子吳芝瑛。吳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學者吳汝綸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個思想開明的人物,曾參加過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秋瑾與吳芝瑛情投意合,義結金蘭。
通過吳芝瑛,秋瑾經常看到當時出版的一些新書、新報,接觸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條約》簽訂以后,神州大地危象叢生,秋瑾讀了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以后,深受感動,她稱陳天華是自己的“啟蒙開智”的人。她賦詩言志:“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以后, 秋瑾就穿起男裝,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男裝成為秋瑾的標志性服裝,她直到就義時仍身著玄色紗長衫。
秋瑾的思想發生了飛躍,與整天沉緬于官場應酬和花天酒地中的丈夫,沖突越來越多。“知己不逢歸俗子,終身長恨咽深閨。”這是秋瑾對自己婚姻的感嘆。
1904年2月,秋瑾在吳芝瑛家中結識了一個日本女子服部繁子。從服部繁子那里,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學校的種種優點,她決定去日本留學。
當年5月,“悲中國教育之不興,國權之不振”,秋瑾自籌旅費到日本留學。她說,她要學習救國家、救同胞尤其是兩億女同胞的本領。
6月28日,秋瑾從塘沽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國客輪“獨立號”,踏上赴日旅途。
由于丈夫反對,旅費短缺,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艙。女扮男裝的秋瑾懷揣一柄短劍,和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共處一艙,抵達日本。
此時的日本正是明治維新以后,一切欣欣向榮,資本主義飛速發展,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廣為傳播。
秋瑾首先進入日語講習所補習日語,第二年轉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的清國女子速成師范專修科。在學校,秋瑾頑強苦讀,毅力驚人,別人都已熄燈就寢,她仍寫作、閱讀到深夜,每每寫到沉痛處,捶胸痛哭,憤不欲生。現收入《秋瑾集》中的詩文,很多是這個時期寫的。
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館鄭重留影,以示與滿清決裂。學習之余,秋瑾積極參加當地留學生組織的各種社團活動,廣泛結交革命志士。她與陳擷芬發起的共愛會,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口號,是近代中國婦女最早成立的愛國團體。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秋瑾所在的學校恰好與同盟會舉行籌備會議的地方在同一條街上。彼此接觸之方便可想而知,秋瑾就在這時結識了孫中山。
不久,經馮自由的介紹,秋瑾在黃興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會的手續。她舉起右手,肅立在桌邊,宣讀了入會誓言:“秋瑾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矢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宣誓完畢,由黃興教以同盟會員相見時的握手暗號和三種秘密口令。
秋瑾對孫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她的思想,受同盟會政治綱領的精神影響頗多。
這年12月8日,陳天華投海自盡。秋瑾受到很大震動,決定立即回國,直接參加反清斗爭。
創辦《中國女報》
1906年,秋瑾回到國內,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l號租了房子,籌劃《中國女報》。
秋瑾有著辦報的情結。1904年9月,她在日本創辦了《白話報》,以“鑒湖女俠秋瑾”為名,發表了《致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傳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權。
辦報需要錢。秋瑾四處奔走,多方募集,又在報上大登廣告,號召大家入股。可是響應者寥寥無幾,到最后,只籌集到幾百元。秋瑾痛感中國婦女界的死氣沉沉,“簡直有點麻木不仁”。
走投無路的秋瑾最后終于想到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籌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錢,而娘家由于父親去世,在錢財上已經無力支持她。
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兒子與兒媳之間鬧矛盾,而且已經分居,見到兒媳突然光臨,以為其回心轉意了,就熱情接待。
秋瑾對公公說自己想辦學,但缺少經費,希望公婆家能給予資助。為了使兒子能和兒媳破鏡重圓,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筆錢送給秋瑾。幾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裝,不辭而別。
離家后,秋瑾即聲明脫離家庭關系,以免株連家庭。
1907年1月14日,依靠這筆錢,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錢,秋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報》。
《中國女報》是一種16開本的冊子,封面上畫著一個婦女,雙手高擎一面旗幟,象征著婦女的覺醒和前進。該報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婦女聯合會的主張。
為了使當時大多數文化水平低、不識字的婦女能看懂聽懂,女報一律用白話文,并采用彈詞、歌曲等民間喜聞樂見的形式,生動活潑,通俗易懂。
該報的絕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發刊詞”外,她還寫了《敬告姐妹們》《勉女權歇》《感憤》《感時》《精衛石》等政論和文學作品,編譯了《看護學教程》,被譽為“報界女才”。
秋瑾在《中國女報》上試圖鑄造“國民”與“國民之母”的思想。她認為,“國民”大于皇權,男女亦平等——“改革專制政體,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而在這四萬萬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萬萬婦女。
秋瑾“男女平權”的思想來源于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這也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之民權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秋瑾認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樣的平等權利,而且堪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
而彼時,在大洋彼岸,美國婦女尚在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獲得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選舉權,而開展著如火如荼的女權運動。要到1920年8月26日,憲法第19修正案通過,美國婦女才和男性一樣,獲得平等的投票選舉權。
秋瑾旗幟鮮明地宣揚婦女人權,提出了把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起來的深刻命題,無疑是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至此,她完成了從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從家庭革命到社會革命的破繭蛻變。
據當時的報刊記載,《中國女報》一出版就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文化的婦女爭相傳閱,沒文化的婦女也設法請別人念給她們聽。大家熱烈地討論著報上的文章,還展開辯論。封建遺老們看了則大為震怒。
6月17日,秋瑾從紹興寫信給朋友,說該刊第三期已編好,“約于此月,必行付印”。
但,第三期卻永遠沒有付印之日了。
“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
7月10日,秋瑾得到消息,清政府馬上要來抓捕她。
這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開了浙江各會黨和軍學界首領的秘密會議,正式組建光復軍,推徐錫麟為統領,秋瑾自任協領。
徐錫麟,1904年加入光復會,次年在浙江紹興創辦大通學堂。徐錫麟忙于革命,疏于紹興大通學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學堂督辦。大通學堂全名“通師范學堂”,是1905年由徐錫麟、陶成章等創辦的,是借清政府廢科舉、辦學堂之機,以辦學掩護革命活動的基地。
身為校長的秋瑾親任教習,每日到校,處理事務,騎馬帶學生到野外打靶,練習射擊技術,還有各種器械體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軍等訓練。
清晨,激越的號聲將學員從床上喚起時,秋瑾已身著軍衣,懷藏手槍,腰佩倭刀,騎在馬上了。
訓練學生的同時,秋瑾一直同徐錫麟秘密活動,準備在安徽安慶與浙江紹興舉行武裝起義。秋瑾的起義行動計劃是: 先拿下金華,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師金華,出江西入安徽,與徐錫麟的起義部隊會合,再圖大事。該計劃雖然沒能實現,但時人曾給予高度評價:“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為自革命以來,其預備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慶起義爆發。徐錫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但起義失敗,徐錫麟被捕就義。
10日,徐錫麟慘死的消息傳來,秋瑾痛哭失聲,不語不食。有人勸秋瑾立即離開紹興,也有人勸她前往上海,并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處隱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絕。她說:“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臺,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學堂的槍支彈藥分散隱蔽起來,又在和暢堂的家中密室里燒毀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學生們各自回家。
13日下午4點,清兵包圍大通學堂時,學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秋瑾被連夜審訊,要她招出革命組織內情和同黨名單。她提筆在手,凝思片刻,先寫了一個“秋”字,這是她的姓。再催她寫,她又續了6個字,這就是100年來的名句:秋風秋雨愁煞人。這也是秋瑾唯一的“筆供”。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處于“即行正法”,飲刃軒亭口。
秋瑾被斬引起了巨大震動。軒亭口是殺江洋大盜的地方,而當時對婦女行刑,最嚴重的是絞刑,沒有斬刑。
民間輪番轟炸秋瑾案:“欲殺則殺,欲捕則捕,欲搜查則搜查。不必有證,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又從抨擊秋瑾案出發,轉而質疑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決心與前途,不斷呼吁:“今日之天下,非實行立憲不足以挽回之。”這是日暮途窮的清政府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
參與搜查、審訊、行刑的山陰知縣李鐘岳,在秋瑾斬首3天后被撤職。他在杭州賦閑期間,經常流著淚,獨自凝視、默誦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鐘岳自殺身亡。
與秋瑾案相關的其他官員被調到地方任職時,當地鄉紳上書拒絕。出行時,需軍隊保護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令他們又驚又懼。
民心所向,勢不可當,注定了滿清滅亡的命運。
辛亥革命成功后,孫中山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跡,兩次到杭州憑吊秋瑾墓。他在紹興各界歡迎會上發表的演講稱:“為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紹興有徐錫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復事業,功莫大焉!” 。
我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愿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
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獨立占頭籌。愿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就。責任上肩頭,國民女杰期無負。
由“家庭革命”而達至“政治革命”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獨特的一位。她本是一個出身于書香門第的無憂才女,本來會成為李清照式的閨閣詩人而寫入文學史;但是婚姻的不幸、時代風云的激蕩,催生了她個性中豪俠而剛烈的一面,多種復雜因素使她走上了排滿反清的革命之路。所以她的同時代人說她是經由“家庭革命”而達至“政治革命”。
對同盟會宗旨更側重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方面,這是秋瑾、徐錫麟等光復會領導人的一個特點。這一特點,與江浙地區在明清之際抗清斗爭最激烈、最持久,遭受滿族統治者的鎮壓迫害最慘酷有關;也與這一地區王宗羲、劉戢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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