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具有傳奇的人生和情感經歷的女作家，她一生漂泊，命運多舛，情路坎坷，英年早逝，但卻為現代文壇留下了自己風格獨特的文學作品，被稱為中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她就是中國現代著名女作家蕭紅。

　　作為女性，我在講課講到蕭紅的時候，每每都有很深的感慨，給我感觸最深的就是，蕭紅是一位拒絕給定、拒絕平庸的女性。這里的拒絕給定、拒絕平庸，體現在蕭紅的人生中是全方位的，即不僅體現在她拒絕傳統社會為女性安排的慣常、平庸的人生，她特立獨行地、執著地追求著愛與自由，同時還體現在她的文學創作中，從題材選取到手法運用，都拒絕已有成法，另辟蹊徑，堅持自己別致而獨特的風格。在中國文學史上，蕭紅將北方鄉村荒涼曠野下人們的生存狀況、風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如此原生態地帶入文壇，使文壇既陌生又無限新奇。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蕭紅在文壇上都可謂是獨樹一幟的作家。

　　一生追求“愛”與“溫暖”，即使柔弱也要抗爭。

　　“……從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溫暖和愛。所以我就向這‘溫暖’和‘愛’的方面，懷著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蕭紅，原名張乃瑩，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龍江省呼蘭河畔。1933年以悄吟為筆名發表第一部小說《王阿嫂之死》，同年與蕭軍共同出版小說和散文合集《跋涉》，正式進入文壇。蕭紅的文學創作歷程不足十年，都是在抗戰時期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歲月進行的，她克服心靈和情感的傷痛、貧饑和病痛的困擾，創作了100多萬字的作品，為文壇留下了《生死場》、《呼蘭河傳》、《小城三月》和《馬伯樂》等一系列名篇。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的文學魅力越來越被人們所發現，她的作品經典性亦日漸凸顯。

　　蕭紅懂事很早，所以人們說她有著“早醒而憂郁的靈魂”。蕭紅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寫道：“一九一一年，在一個小縣城里邊，我生在一個小地主的家里。那縣城差不多就是中國的最東最北部——黑龍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個月飄著白雪。”童年時，蕭紅的親生母親去世，父親是專制而暴躁的家庭掌門人，在蕭紅的記憶中，他無論對老人、小孩，還是對女性，都是缺少關愛和尊重，是為著貪婪而失去人性的人。他們處在兩極，永遠是對立的。蕭紅小時候非常活潑，也非常頑皮，這從她對祖母的小小惡作劇的回憶中可見一斑。同時，蕭紅也非常敏感，有著過人的觀察力和感受力，這一點在《呼蘭河傳》中體現得最明顯。童年缺失父愛和母愛，只有祖父和后花園的陪伴，她說：“祖父，后園，我，這三樣東西是一樣也不可缺少的。”童年的后花園不僅是她的樂園，是她后來創作的源泉，也是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意象。

　　19歲因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從此她再沒有回過家。漂泊流浪的人生歷程中，她先后到過青島、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漢、重慶和香港等地。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幾乎沒有哪個女作家像她這樣到處流浪，四處漂泊，甚至露宿街頭；也很少有哪位作家經受過像她那樣的寒冷、饑餓和病痛。就像她在散文《餓》中寫到的那樣，在她的漂泊歲月中，“只有饑餓，沒有青春”，沒有哪位作家有過如此刻骨銘心的饑餓體驗。同時，蕭紅一直體弱多病，頭痛腹痛等時常折磨著她，在朋友們的記憶中，她總是蒼白瘦削，早生華發。

　　然而，蕭紅的一生都在追求著愛、溫暖、自由和幸福，但卻一直得不到命運的青睞，不僅童年充滿著寂寞荒涼的回憶，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屢屢受挫。“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過程中，所謂真正的幸福之光，人間之愛，并沒照臨過她，沐浴過她！”作為叛逆的“五四兒女”，作為一個弱女子，她不屈服于命運的安排，不斷抗爭。我們在同情她的不幸時，更欽佩于她的不屈服，這也是她打動很多中外讀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感受可以借用蕭紅的一首詩來描述，“七月里長起來的野菜，/八月里開花了。/我傷感它們的命運，/我贊嘆它們的勇敢。”

　　蕭紅的勇敢抗爭是雙線的、雙重的，并在這雙線的、雙重的抗爭中展開了自己的人生與創作。雙線指的是，她的抗爭既體現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也體現在文學寫作中。雙重指的是，她一方面是為自己的愛和自由而反抗男權社會統治，另一方面也為民族而反抗外敵的入侵。先是抗婚，接著是抗戰，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而出走舊式的家庭，為了拒絕做亡國奴而出走淪陷的東北。她的短暫一生，無論是現實人生和文學寫作，都在尋覓著愛與自由。

　　“在我的主導思想是喜愛‘恃強’；她的主導思想是過度‘自尊’。”

　　談到蕭紅的人生和情感經歷，她和蕭軍關系是不能繞過的。我認為，正是二蕭的相遇，才有后來的作為作家的蕭紅。也就是說，蕭軍在蕭紅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人。

　　1932年夏天，蕭紅有孕在身，卻被困在當時哈爾濱市道外區的一家旅館里，這個旅館的名字是“東興順”，她向當時的一家報紙《國際協報》寫了一封求救信，蕭軍當時是該報的自由撰稿人。他受到該報的一位副刊編輯的委托前去探望并準備解救。豪俠而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蕭軍被蕭紅的悲慘處境所打動，更被她的文學才華所征服，決定“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二人的相遇、相知和相愛是有傳奇性的，也不乏偶然性，就像蕭軍所說的：他們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結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緣’”。

　　二蕭的結合，用今天的話就是閃婚加裸婚。二人在非常狀況下閃電結合，一無所有，有的只是兩顆年輕流浪的心的契合。“偶是相逢患難中，憐才濟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饑寒日，上海灘頭共命行。”這是蕭軍寫的《抄錄蕭紅故信后有感》中的幾句詩，非常凝練地描述了當時二人相遇的實際情形。蕭紅后來在《商市街》和《橋》等散文集中，也寫了二人生活的一些片段。在二蕭患難與共、相依為命的日子里，蕭紅開始了文學創作，并因《生死場》而一舉成名。

　　二蕭的愛情故事是文壇的一段佳話，同時也似乎成為一段公案。對于他們的分手，很多親歷者和后來的研究者都寫過文章，對分手的原因和應承擔的責任，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評判�？偨Y起來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性格差異，二是人生選擇不同。我認為，歸根結底，一切都是“為了愛的緣故”。為了愛的緣故，兩人走到一起；為了愛的緣故，兩人六年后分手。蕭軍在給蕭紅的信中有類似的總結：“前信我曾說過，你是這世界上真正認識我和真正愛我的人！也正為了這樣，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

　　當然，二蕭不是沒有共同的東西，他們都有著流浪漢式叛逆的性格，蕭軍在回憶中寫道：“不管天，不管地，不擔心明天的生活；蔑視一切，傲視一切……這種‘流浪漢’式的性格，我們也是共有的。”二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幸福美好的回憶：

　　當年為了赴魯迅先生的宴請，蕭紅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錢”從“大拍賣”的鋪子里買了一塊布，為蕭軍縫制了一件新外套。對此，蕭軍回憶道：“她幾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縫制著，只見她美麗的、纖細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動著……”不到一天的時間，“一件新禮服”縫好了。蕭軍感嘆說：“我們那時的物質生活雖然是窮困的，但在愛情生活方面，卻是充實而飽滿的��！”

　　蕭軍說：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

　　蕭紅說：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

　　西方有句話說得好，許許多多的時候，生活中的困境，并不是巫婆設下的陷阱，而是相愛的人，不知道如何表達愛，相愛而又有差異的人不知道如何生活在一起。雖然二人對彼此的人品和才學是相互欣賞的，但性格的不同卻帶來結合后日常生活的矛盾和煩惱。蕭紅的多愁善感、細膩自尊，特別依賴于愛，這豈是粗獷尚武的蕭軍所能完全理解、給予和欣賞的！多年后蕭軍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我愛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樣的人，不愛林黛玉、妙玉或薛寶釵……”

　　從二蕭的書信中還可以看到，他們也像平常的夫妻一樣，為了吃喝拉撒睡等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煩惱以致影響感情。比如，蕭紅總是“干涉”蕭軍一些生活細節，她在日本寫給蕭軍的信中說：“我告訴你的話，你一樣也不做，雖然小事，你就總使我不安心。”對于蕭紅的關心，蕭軍并不買賬，而是抱怨：“她自己已經如此，卻還總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瑣事，什么枕頭硬啦，被子薄啦，吃東西多啦，多吃水果啦……”“我的靈魂比她當然粗大、寬宏一些。她雖然‘崇敬’，但我以為她并不‘愛’具有這樣靈魂的人，相反的，她會感到它——這樣的靈魂——傷害到她的靈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還憎恨它，最終要逃開它……她曾罵過我是具有‘強盜’一般靈魂的人！這確是傷害了我，如果我沒有類于這樣的靈魂，恐怕她是不會得救的！”

　　二蕭最后的分開，是在抗戰時期人生選擇的分歧所導致的。蕭軍一生不滿意于當一個作家，他后來曾回憶,為此他矛盾糾結了幾十年�？箲鸢谉峄�階段，他篤定要上前線，打游擊，棄文從武。對此，蕭紅堅持不同意，她認為作家有作家的職責，作家應該在文學事業方面實現自己真正的價值。但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加之感情的不和諧，因此各奔西東。

　　蕭軍在性格和為人處世方面，一直是強勢的、霸氣的，也是簡單粗暴的，而蕭紅恰恰是過于自尊。蕭軍認為蕭紅自尊心過強，甚至“自尊心病態化”。蕭軍承認，在二人生活中，他從來沒有把蕭紅當作“大人”和“妻子”，總是把她當作孩子，甚至以蕭紅的保護者和恩人自居。這有傷蕭紅的自尊。甚至一些研究者認為，這是導致二人在婚姻中的不平等，使敏感自尊的蕭紅無法長期忍受，也是二人分手的深層原因之一。

　　另外，二蕭在文學觀上，即作品應該寫什么也是有分歧的。蕭軍在1978年對可能出現的蕭紅研究熱時說，作品不應對生活瑣事過多注意和過多探究，這意味著沒有意義和浪費精力。這番話不僅反映了蕭軍的文學觀，而且似乎也隱含了對蕭紅作品并不高的評價。而蕭軍的這種評價，在和蕭紅未分開時就存在，而且當時文壇對蕭紅的作品評價高于對蕭軍的作品評價，如魯迅、胡風等都有這方面的評論。這也是好強的蕭軍不愿接受和承認的。這些問題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難免加劇了不愉快。

　　對于蕭紅的早逝，蕭軍是懷念和惋惜的。蕭紅也難以忘情于蕭軍。據駱賓基回憶，蕭紅在死前曾經熱切地盼望道：“如果蕭軍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蕭紅的遺囑里寫明了將《生死場》的版權留給蕭軍。

　　創作：對著人類的愚昧

　　“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為了精神的美麗與安寧，為了所有的我的可憐的人們，我得張開我的翅膀……”

　　談到蕭紅的文學創作，無法不談到魯迅。魯迅與蕭紅有著令人感動的“偉大的溫情”。在蕭紅的人生與文學路途上，魯迅可謂導師和伯樂，正是魯迅的發現和提攜，才有了二蕭在文壇上的崛起和發展。正像錢理群所說的：“當蕭紅用她纖細的手，略帶羞澀地扣著文學大門的時候，魯迅已經是現代文學的一代宗師了。”

　　二蕭與魯迅見面的情景，許廣平、蕭紅和蕭軍分別描述過，“大約在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在一個咖啡室里我們初次會著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

　　“我們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另外不認識更多的一個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間里讀著他的信，只有他，安慰著兩個漂泊的靈魂。”

　　“我們這兩顆漂泊的、已經近于僵硬的靈魂，此刻竟被這意外而來的偉大溫情，浸潤得近乎難于自制地柔軟下來了，幾乎竟成了嬰兒一般的靈魂！”

　　從上述回憶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迅給了他們巨大的精神慰藉，同時還有實際的幫助。在魯迅的幫助下，二蕭度過了生活的拮據，并迅速進入文壇。我們知道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的出版都有著魯迅的資助。魯迅親自為蕭紅的《生死場》把關、修改，并寫了序，還請現代著名作家、評論家胡風寫了跋。魯迅非常欣賞蕭紅的爽快性格和文學才華，多次向國內外同行推薦她的作品，稱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蕭紅也非常喜歡魯迅的作品，在中學時代就“特別喜歡看魯迅的書”，對《野草》中許多篇章和名句都能背誦。正如作家孫犁說的，蕭紅“吸取的一直是魯門的乳汁”。蕭紅和魯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鄉土作家，他們筆下都有很多對童年的回憶，都寫了很多故鄉的人物和文化風俗，在創作上應該不乏心有靈犀之處，這也應該是魯迅認可蕭紅的前提基礎之一。

　　讀過魯迅和蕭紅的作品的人，不難發現，與魯迅一樣，蕭紅在創作中不僅書寫自己熟悉且情感深厚的人、事、風俗和風景，同時注重思想深度，追求深度寫作。她說：“……作家是屬于人類的�，F在或是過去，作家的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在創作之初，蕭紅就將筆觸投注于中國黑土地的荒涼風景和苦難人生，用生命貼近現實，不僅“對不幸者永遠寄托著不可遏止的同情”，有著強烈的人文精神和人道情懷，閃動著晶瑩的“人性的溫暖”，同時在豐富的感性描寫中蘊含著深邃的理性的省思和批判。22歲寫就的《生死場》一經出版，即震撼文壇。她對北方原野上盲目生存，糊涂死亡，沒有靈魂，卻又是對原始質樸的人與文化的書寫，恰如魯迅說的達到“力透紙背”的效果，

　　蕭紅作品的魅力，不僅限于對故鄉記憶的引人入勝的靈動描述，還在于它們的文化啟蒙意義，和魯迅一樣寫到了靈魂深處。她筆下的人物不僅物質生存極度匱乏，而且精神與心靈世界亦是荒蕪、蕭索的，絕少意義之光的燭照。“在鄉村永久不曉得，永久體驗不到靈魂，只有物質來充實她們。”蕭紅的深刻，胡風說得最形象，在他看來，《生死場》雖不精致，卻是史詩，“這是用鋼戟向晴空一揮似的筆觸，發著顫響，飄著光帶，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說是創見了”，因此人們“看到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境”。

　　其實，蕭紅本人有著極強的女性意識，作品中也有著鮮明的性別意識。她對于男權社會文化氛圍中女性的不幸，感同身受，為此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感慨說：“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蕭紅的幾部經典之作，幾乎都將表現女性的不幸命運和悲慘遭遇，作為主要描寫內容。

　　《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大家都很熟悉，一個花季少女被所謂的規矩和陋俗活生生地折磨致死，種種跳大神、滾燙的水洗澡等情節讀來令人揪心，但無論是婆婆還是鄰人，他們并沒有惡意，都是“為她著想”，是為了規矩出一個好人來。這善良的殘忍、殘忍的善良，最為可怕和難以救藥！作品揭露了國民愚昧無知的精神狀況，有著深刻的文化啟蒙和文化批判的意義。

　　在《生死場》中，她通過王婆這一人物揭示了女性普遍的境遇，即“她一生的痛苦都是沒有代價的”。這個作品中，還有一個女性人物的命運給人帶來深深的戰栗，那就是對月英的描寫：“月英是打魚村最美麗的女人。她家也最窮，在李二嬸子隔壁住著。她是如此溫和，從不聽她高聲笑過，或是高聲吵嚷。生就的一對多情的眼睛，每個人接觸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綿絨中那樣愉快和溫暖。”如此美好的女性在鄉村極端低下、極其落后的物質文化環境中，很快就被毀滅了。我們看到，鮮活的女性生命在鄉村社會從來不被重視，而是任意被摧殘、被踐踏，無人珍惜。月英被疾病折磨，得不得醫治，身體生出蛆蟲，身下墊著磚頭，每到夜晚隔壁鄰居都能聽到“慘厲的哭聲哀叫聲”。那哭聲哀叫聲“弱得柔慘欲斷”，“你……你給我一點水吧！我渴死了！”“嘴干死了……把水碗給我呀！”每每看到此，都不忍卒讀，不禁想到蕭紅在《呼蘭河傳》中的感嘆：“滿天星光，滿屋月亮，人生何如，為什么這么悲涼。”

　　蕭紅對女性生存不僅有著莫大的同情悲憫，同時還有著強烈的自審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蕭紅筆下的女性沒有自我意識，缺乏人的意識，她們在自然的暴君和男權的暴君雙重壓迫下，喪失了人的價值，命如草芥，正像《生死場》中寫道的：“母親一向是這樣，很愛護女兒，可是當女兒敗壞了菜棵，母親便去愛護菜棵了。農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

　　蕭紅是個有思想的作家，她的作品深蘊著文化啟蒙的內涵，對人的生存狀態有著獨到的觀察和深度思考。在蕭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既是她短暫人生的最后一段時光，也是她創作的高峰期，尤其1940年1月到香港后，完成《呼蘭河傳》、《小城三月》和《馬伯樂》等百年傳世經典，顯示其思想藝術的成熟。

　　“不以詩名，別具詩心”

　　“一切藝術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無縫，才經得起時間考驗而能傳世久遠。”

　　我們知道，蕭紅的童年雖然缺少愛，親情是不完整的，只有關愛她的老祖父。但另一方面她并沒受到過多的傳統思想的浸染和成規的教化。打個比喻，她好似北方原野上無拘無束、自在隨性長大的一株小花草。她的頭腦中很少有條條框框的束縛，追求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無論是她個人的流浪生活，還是文學寫作有著自己的想法和風格。很多人讀了感到內容和寫法都不太習慣，但讀了又放不下，不由分說地愛上了。她的風格是天然的、有原生態的味道，表現出十足的個人性和個性化，學者們也認為，她是天生的先鋒派，常常能別出心裁，有著與眾不同的文學天分。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的文學觀是文以載道，就是說文學創作一般都要先入為主地表達一定的主題思想。但蕭紅不按這種套路的寫作，對于讀慣了載道文學的讀者自然有些不習慣。當時的文壇不乏質疑之聲，說她的小說無論結構還是行文，都不同于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就連對她的文學天分非常欣賞推重的胡風，在1935年寫《〈生死場〉讀后記》一文中也指出蕭紅的寫作上的弱點，認為“語法、句法太特別了……對于修辭的錘煉不夠”。對此，蕭紅有自己的觀點，她說：“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

　　蕭紅的不拘泥的文學風格，在《呼蘭河傳》表現得最為突出。她忠實于自己的感覺，書寫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自己的心靈體驗到的，藝術上堅持自己的路子，打出了靈動而別致的藝術風格。對此茅盾給予肯定，并說《呼蘭河傳》關鍵不在“不像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于它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蕭紅的文學直面人類，直面世界，旨在消除愚昧，說出真理，不為任何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束縛，她的作品中沒有絲毫刻板僵硬的概念化和先入為主的主觀化的色彩，有的是率真的、透明的、毫無造作的、本真的描寫，呈現的是原野上自由自在生長和奔跑的靈魂和生命。蕭紅的創作采用兒童視角，女學者趙園曾經說過：“蕭紅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學意義上的‘童心世界’，而且那是她作品中最有光彩的世界。”也許并不是一種歷史的巧合，蕭紅出生在6月1日，就是兒童節的這一天，的確，她的作品呈現的童心和兒童視角，都非常突出而獨特。

　　一般來說，每個人隨著成長，都會或多或少漸漸失去可愛而珍貴的童真，更難得保持一顆童心，童心在文學創作中尤為可貴。蕭紅擁有著寶貴的童心，她筆下的人和事，在透明純凈的童心的燭照下，都是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樣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氣一樣新鮮。”兒童視角常常帶來的是“越軌的筆致”（魯迅語）。

　　蕭紅的作品蘊蓄豐厚的思想內涵，也葆有永久的藝術魅力。但英才天妒，“落紅蕭蕭”，作者的生命力和作品的生命力常常是悖論性的。

　　1942年1月22日，蕭紅病逝于淪陷后的香港，葬于淺水灣，年僅31歲，可謂“葉落他鄉情難酬”。蕭紅臨終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人們不禁感嘆，天涯孤女，紅顏薄命，空負了滿腹才情！她把永遠的遺憾留給了她所眷念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