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公演的影片《花樣年華》里，張曼玉演繹的二十六款旗袍的典雅妙曼，于女性的心底埋下了伏筆。三月里經春風一吹，便有身著按劇照定做的各色旗袍的女子，如花似玉地徜徉在都市朦朧的霓虹燈下和燦爛的陽光里，讓世紀之交的懷舊者，于時尚風流中又品味出迷人的韻味和歷史的陳香。

《辭海》釋文說，旗袍是“清滿洲旗人婦女所穿的一種服裝。下擺不開叉，衣袖八寸至一尺。衣邊繡有彩綠。辛亥革命后，漢族婦女也普遍采用”。視旗袍由旗女之袍而來，有望文生義之嫌。近人徐珂溯其源，“八旗婦女衣皆連裳，不分上下，蓋即古人男子有裳、婦人無裳之遺制也。”

筆者查證，化繁為簡的新式旗袍等時裝之初級階段，孕育于清朝順、康年間江浙一帶。當時“上海繁華甲于全國，一衣一服，日出新裁，有由繁瑣而趨于簡便者，亦足見文化之日進也。衣由寬腰博帶，變而為輕裾短袖。”（《清稗類鈔·江浙人之服飾》）。

從光緒、宣統年間上海時尚女子的照片上看，也多有“身若束薪，衣長過踝，而袖短露肘，外披西式之大衣”者，這種旗袍配穿外套的著裝形式，至上世紀三十年代發展成海派經典。宋慶齡、宋美齡當年都留下過旗袍外穿對襟毛線背心或大衣的時尚照片。

新式旗袍經不斷改良完善，在一九三五年前后上海文人營造的鴛鴦蝴蝶夢里走進了它的黃金時代，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服飾代表作。張愛玲寫于一九四三年七月的小說《心經》，回顧十五年前一個粉光脂艷頭發剃成男式的老上海時髦婦人，穿的是一襲“蘋果綠水鉆盤花短旗袍”，張氏沒有細述旗袍款式，從現存當時月份牌上的時裝美女畫看，當是收腰、高叉、緊身、長到衣邊掃地的那種。是時西風東漸，此前流行過的“倒大袖”（袖子上窄口寬如喇叭狀）和不顯腰身的款式已隨風而逝了。

民宅里巷都凝結著莊嚴肅穆之氣的北京此時沒有追上旗袍的時髦。大紅織錦、重色滾邊、翠綠提花的面料上還褪不盡矜持傲睨的皇城作風。有位北京大鼓藝人叫秀蓮的，一九三八年在老舍的小說里一掀簾子出場時，著一件短袖口鑲一遭白色圖案花邊的縐紗黑旗袍。當年北人服裝大抵如此，曹禺的話劇《雷雨》里的周繁漪，也通身黑色，旗袍鑲著灰銀色的花邊。難怪上海大明星胡蝶女士對從北京來滬的一位豪門太太穿大紅織錦的滾邊旗袍學跳狐步舞，感到不可思議。

風情萬種的旗袍也曾遭遇過一個時代的嘲弄。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起，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和大躍進浪潮，蕩滌了旗袍悠閑、舒適的生存空間。此后，這種在誕生之初曾帶有革命色彩的新潮服裝，又在“文革”中淪為需要破除的“四舊”。

拂去歷史的煙塵，細讀旗袍的現代之美，須如張愛玲所囑“遠看色，近看款”。南北文化交融及多側面多方位與國際接軌，使旗袍的色調已不拘一格：櫻桃紅、蟹青、海藍、杏黃、煙紫等，也有人敢穿著“閃亮登場”。據介紹，備受市場青睞的藝術類旗袍，經人工在真絲面料上描膠、染色、蒸壓、水洗，有著印花工藝所無法達到的色彩寫意性，保證了單件作品的不可復制，讓時尚女子擁有了“最寫意的這一件”。

百年旗袍之所以歷久彌新，是在其基本特征上不斷糅合時尚元素和時代觀念改良款式的結果。乃至與歐式晚禮服的部分樣式嫁接，使這一傳統服裝不僅能穿出中國的山水韻律，還洋溢著開放開朗的濃郁氣息。著名影星鞏俐去年二月應邀擔任第五十屆柏林影展評審團主席，身著一款以此種方式改良的粉玫色旗袍短禮服，配以黑色褲裝，濃纖合宜，風華萬千。外電評價說，鞏俐“在各國導演出席的頒獎晚會上，呈現了東方人的聰慧靈氣和國家特色”。

即便我們中的更多人沒有機會像鞏俐那樣展示國色，也可以在尋常的日子穿一襲旗袍。不妨再回到《花樣年華》里看看：半鬈著燙發，已經不很年輕的張曼玉穿著淺藍格子的旗袍，滾邊的元寶立領，蝴蝶狀的盤扣，一只保溫桶拎在修長的手中，沿著古老的臺階悠然走去。你也許會和那位房東一樣帶幾分妒意地說：買碗面也穿得這么漂亮。